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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曾患躁狂性憂鬱症:最久連續失眠三十幾天

2014年09月28日 10:56 來源:燕趙晚報


嚴歌苓6  


  “邊緣人”嚴歌苓

  ●嚴歌苓,從一名部隊文工團舞蹈演員、戰地記者到蜚聲國際的著名作家、編劇,她的人生經歷可以說是個傳奇。

  ●從《天浴》《少女小漁》到《金陵十三釵》《歸來》(《陸犯焉識》),嚴歌苓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銀幕。她的名字也日益被國內大眾熟知。

  ●嚴歌苓坦言:“在國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態;回到自己的祖國,我也是個邊緣人。因為我缺席了太多年。”

  近期,蜚聲國際的著名作家、編劇嚴歌苓,攜最新長篇小說《老師好美》在國內舉辦新書發佈暨讀者見面會。發佈會上,嚴歌苓發表主題演講,與讀者分享了幾十年的創作心得。

  嚴歌苓的人生經歷可以說是個傳奇。從部隊文工團舞蹈演員、戰地記者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獲得寫作MFA學位,再到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現跟丈夫女兒一起旅居海外,過著恬淡的寫字生活。

  從《天浴》《少女小漁》到《金陵十三釵》《歸來》(《陸犯焉識》),嚴歌苓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銀幕。她的作品因題材豐富、情節動人、畫面感強烈而受到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等諸多大牌導演的青睞,從而成為了大眾眼中的“金牌編劇”。

  這次“重回”中國讀者的視線。從柏林的家飛到北京、上海做宣傳,嚴歌苓讀者交流會的螢幕上打著大大的幾個字,“親愛的讀者,你們在嗎?”

  讀者熱情依舊。北京的發佈會上,單向街書店僅能容納百人的空間裏,擠進了約500人。擁擠的人群中,嚴歌苓一身黑白長裙,很安靜,眼神溫柔明亮。

  異國他鄉,感受到巨大落差

  上個世紀80年代末,30歲的嚴歌苓從頭學習英文,赴美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攻讀研究生。出國前,她已經出了三本小說,得了兩項文學獎,是中國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到了美國,一切歸零。要克服語言障礙,還得讀書、打工、寫字。嚴歌苓住進了一個自稱為“波希米亞”樓的地下室裏,在有錢人家照顧孩子,到餐廳幫忙換生活費。

  “異國他鄉,做錯事被指責時,那種恥辱感和傷痛感就變得很誇張。”現在回憶起來,嚴歌苓說那種“苦楚”依然真切,“在國內不管怎麼說自己是個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那時候我那麼年輕的會員還不是很多,落差當然巨大。”

  然而,這段“苦楚”的生活卻也是嚴歌苓回憶中最為珍視的。“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幹實際工作的時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務實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後來寫作。而這段時期,我就像任何一個中國留學生、中國新移民那樣,討生活,掙飯錢。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

  也正是這段時期的生活,激發了嚴歌苓極大的創作欲望。一個陽光和霧氣交織的早上,嚴歌苓恍惚地望著鄰居陽臺上晾曬的一條睡裙。睡裙略為透明,帶著一點點蕾故事,她由此創作出了《少女小漁》。《少女小漁》在臺灣得了文學獎,嚴歌苓得了3000美元的獎金。經濟上的壓力獲得了暫時的緩解,但嚴歌苓依然過著普通留學生的生活。

  一天晚上,嚴歌苓在學校寫作業,忽然有人打來電話,說自己叫李安。那時候的嚴歌苓對電影導演、演員的名字都對不上號,繼續追問對方是誰?李安解釋了半天,最後提到自己是《喜宴》的導演,嚴歌苓驚覺原來是“大人物”。當時《喜宴》已經得了金熊獎,並在美國廣受好評。

  李安說,他打算拍《少女小漁》,並請嚴歌苓改編電影劇本。“當時我激動得要命!更讓我激動的是,接下來幾天,臺灣中影的一位編輯告訴我,他們準備付我多少版權費,多少編劇費。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在海外專業寫作的日子正式開始了。因為那是一筆可觀的酬勞,上世紀90年代初可以容我什麼也不幹,專業寫作一兩年!”嚴歌苓對記者描述著那個給她職業生涯帶來轉機的電話。

  那之後,作家嚴歌苓又多了一個身份:編劇。1990年到2004年之間,嚴歌苓的作品幾乎都是海外華人移民的故事。除了《少女小漁》外,《扶桑》《人寰》等也陸續得了文學獎,並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

  編劇工作也開始獲得更多認可。在美期間,嚴歌苓入選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和奧斯卡最佳編劇獎評委,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日、泰、荷、西等多國文字,並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海外華人作家。

  然而,在眾多頭銜背後,嚴歌苓總保持著一份克制的冷靜,“作為移民來說,境遇總是帶一點離鄉背井的創痛感,因此繁華中的寂寞,也就是內在的荒涼,再繁華都是隔岸觀火。”

  在中國大陸聲名鵲起

  2006年,陳凱歌在美國宣傳電影《無極》時,讀了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印象深刻。當時陳凱歌已經開始籌畫電影《梅蘭芳》,他給嚴歌苓發

  出邀請,希望她來擔任編劇。之前陳凱歌買過嚴歌苓小說《白蛇》的版權,本想把它拍成電影,但一直沒能實現。

  《無極》在業界遭遇詬病,陳凱歌對下一部電影的創作壓力非常大。找來嚴歌苓,多少有點要“打翻身仗”的意思。對於這個合作機會,兩個人都不想錯過。

  然而,儘管早在1997年就和陳沖合作電影《天浴》,並以七項金馬獎的成績大獲成功,但嚴歌苓的電影編劇經驗卻並不豐富。陳凱歌給了嚴歌苓一頁紙,是一份人物傳記電影清單:《莫札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勞倫斯》……

  初次合作,兩個人在討論時都很注意照顧對方的情緒。發生矛盾時,陳凱歌就會說,“歌苓,咱們再分頭想想,明天爭取出個方案。”結果第一稿寫出來,陳凱歌並不滿意。“你這完全是好萊塢的路子,我要的是中國的劇本。”

  寫了幾十年中國文字的嚴歌苓,不得不繼續往“中國的劇本”的方向上靠。讓她慶倖的是,陳凱歌很善於挖掘編劇身上的長處。嚴歌苓也承認,“跟陳凱歌合作完,才明白原來是這麼寫戲的。”

  創作《梅蘭芳》期間,嚴歌苓隨丈夫搬到臺北生活。這讓嚴歌苓每一兩個月就可以回一次大陸。原本長期生活在海外,對於“寫中國”已經不那麼自信的嚴歌苓,重新找回了信心,用中文寫當下中國的欲望也一發不可收。

  2009年,《梅蘭芳》下線不久,張藝謀就找到了嚴歌苓,想把她的《金陵十三釵》拍成電影。這部中篇小說是嚴歌苓在2005年創作的,第二年就把電影版權賣了出去。機緣巧合,小說被推薦給了張藝謀,張讀完後,又輾轉把電影版權從別人手裏買了回來。

  張藝謀說,這是他二十年來碰到的最好劇本。當時他剛結束奧運會開幕式的導演工作,著急讓嚴歌苓把小說改寫成英文版。為了請好萊塢明星來演故事中的神甫,這個角色的戲份被加重,其他角色的設置也做了調整。嚴歌苓用一個多月完成了這個任務。

  在《金陵十三釵》拍攝期間,嚴歌苓除了參與電影的編劇,還把這部中篇小說改寫成了長篇。並在電影上映之前出版,三個月銷了十萬本。

  儘管《金陵十三釵》的反響不如預期,但張嚴組合還是為其贏得了市場和眼球。

  2014年5月,張藝謀的新作《歸來》在國內公映,電影改編自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張最終只截取了小說的結尾。

  《歸來》在上映的首日拿下了3000萬票房,創下中國文藝電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紀錄。

  這部片子把嚴歌苓自己也看哭了。“我覺得張藝謀不是再像拍大片那樣了,而是把一個故事用最應該有的形式去呈現,沒有雜念。”

  以邊緣地位自豪

  嚴歌苓戲稱自己是“文學遊牧民族”的一員。1992年,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後,嚴歌苓就開始像候鳥一樣,春天飛到芝加哥上課,夏天飛回三藩市寫作。隨著勞倫斯工作地點的變動,嚴歌苓也跟著丈夫滿世界旅居。

  每次回中國,如果陳沖也在,兩人定要見上一面。有一次嚴歌苓到北京為新書做宣傳,剛在家坐下沒幾分鐘,就給陳沖打電話,“我是特地來見你一面的。”原本兩人都住在美國三藩市,見面本也方便。但不斷出走的嚴歌苓,即使對於“閨蜜”陳沖,也變得“行蹤不定”。

  有人說摸不准嚴歌苓行蹤,就像摸不准她的脾氣一樣。當年,誰也不會想到20歲的嚴歌苓,一個漂亮的文藝兵小姑娘,居然會申請去做戰地記者。

  1970年,嚴歌苓考入了成都軍區,成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藝兵。20歲那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戰爭來得突然,記者不夠用,嚴歌苓向上級申請記者工作,到了野戰醫院包紮所,居然得到了批准。

  挎著五四手槍,嚴歌苓揣著特邀記者證,還有一張可上任何一班赴滇列車的特別通行證,出發了。她第一次感覺自己挺英勇的。但到了包紮所,才發現英勇的感覺是以別人的生命和鮮血為代價換來的。那些和她年齡相仿的年輕軍人從前線被抬下來,病房躺不下,躺在醫院的走廊裏,甚至臨時搭起的帳篷裏都躺得滿滿的,到處都是血腥氣,很多戰士的肢體都被當時一種掛在樹枝上的雷炸掉了(那種雷不大,叫膠殼壓閥雷)。

  從野戰醫院回到成都,嚴歌苓寫了幾篇報告文學和小詩,有兩篇在軍區的報紙上發表了。過了一陣嚴歌苓又去那個醫院,許多傷患已經做了截肢手術,個別的已經犧牲了。第二次回到成都,嚴歌苓感到一點英勇氣概都沒了。

  那次的出走經歷給了嚴歌苓極大的震撼,讓她看到了文藝兵之外的世界。

  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嚴歌苓陷入了失眠症的困擾。她睜著空洞的眼睛,整夜睡不著覺,最久連續失眠三十幾天。如果有人問起來,眼淚就止不住往下掉,“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後來嚴歌苓被診斷為患有躁狂性憂鬱症。直到2001年,嚴歌苓在美國碰到了一個大夫,給了她一種藥,治療了幾個療程,失眠症才最終消失。“失眠好了以後,我幾乎每年都在寫大部頭小說,從《第九個寡婦》到《小姨多鶴》再到《陸犯焉識》,幾乎每年一部二三十萬字的長篇。我覺得失眠是一種病,我現在創作力大迸發也是一種病,不過我寧可得後面這種病。”

  後面這種病給嚴歌苓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和工作,更少的私人時間。嚴歌苓說,每次回國,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滿滿的,根本靜不下心來寫作。相比之下,遙遠的美國、非洲、歐洲,反倒成了清靜的寫作聖地。在國外“出世”一段時間,再回中國“入世”。

  嚴歌苓坦言,這樣的生活,讓她始終無法擺脫“寄居者”的心態。“在國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態;回到自己的祖國,我也是個邊緣人。因為我缺席了太多年,這裏的一切都變了,我會有找不到位置的感覺。”

  然而,即使有一個機會做“當局者”,嚴歌苓還是會拒絕。“審視和反思一種文化,賞析或批評一種社會狀態、生活狀態,不被這個社會不斷變化的價值觀捲進去,最好是拉開距離,身處邊緣。我一直以邊緣人自詡,以邊緣地位自豪。”嚴歌苓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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