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之外的蕭紅：寂寞之上的寂寞
2014年10月12日23:53 讀書專欄 作者：徐兆正
文/新浪專欄 悅讀匯 徐兆正
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序言結尾曾這樣寫道：“我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慰安，夾雜讀書，胡亂作文，不值學人之一笑，但在自己總得了相當的效果了。或者國內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將這本雜集呈獻與他；倘若沒有，也就罷了。……反正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了。”讀蕭紅的《呼蘭河傳》，便也是這樣的感受，覺得那個旅居香港的蕭紅甚至也是這樣想的。
起初的《生死場》當歸於逃離式的寫作，而直到1942年，蕭紅的文字才真正有了一種沉靜練達的氣象，而這與力透紙背的寂寞的不可調和，最終達成一股綿延不絕的張力。然後便是急促的降落。當然，它們沒有章法，無跡可尋，可這是民國時期文學的通弊。有時我覺得，自由主義怕也是虛無主義的，雖然二者固有積極與消極的區分，但也正建築於“一切皆允許”的語境，後者才得以可能。它們既不是知識(理性)，也不是信仰(啟示)，它們只是一個偶然時代的偶然錯誤，雖然這“偶然”於我們常人來說的確是漫長了些。記得止庵先生曾談起過這類沒有章法的寫作，並總結如下：“可能寫得很好，也可能寫得很不好；不可能寫得都好，但可能寫得都不好。”以此來看，蕭紅的文學創作或屬於第一點與第三點。
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中國曾出現一次短暫的文藝復興浪潮，大師疊出，群星璀璨，然而始終缺乏純粹意義上的小說創作者。繼而，到了下半葉，文藝復興為文化革命取代——復興的當然不能復興，而革命的也只是見到了革命而已。回顧二十世紀上半葉，似乎都沒有純文學的立足之地，各種思潮在接受者那裏一概取代了自由思想。但蕭紅恐怕便能代表那年代的一個獨特存在。她沒有所信的，所以寂寞；而也正因為這沒有所信，所以文字少被荼毒。加之身世的獨特，這二者成就了蕭紅的文字之好。
就時代而言，“五四”運動本來就是打斷啟蒙的政治運動，這種打斷帶有的粗暴而不可置疑的意味，使我們對它的期待或高估都成為虛妄。那個年代的大多數文學或無法擺脫政治，或無法作進一步的考量。對於政治的判斷代替了創作者對於人性的思考，如果從蕭紅的創作中揀取最為重要的一點，那麼她好就好在無黨派之見。她的孤獨，她那只有她自己的自我隔離懸置了偏見的前設，為有關人性的隱微書寫留下空間。
除張愛玲以外，蕭紅大概亦是新文學時期惟一可看的女性作家。甚至可以這麼說，新文化運動以來，女作家在書寫認識論的悲劇性上，她是並不遜色張愛玲的。電影《黃金時代》裏有一個情節，胡風評價她和蕭軍的創作，認為前者的寫作感受大於理智，多於章法。而對有天才的寫作者而言，全憑感受寫作可能會成就她的作品，也註定飄零她的一生。
作為電影的《黃金時代》，在人物刻畫上的確有因遷就“傳記性”、“資料性”而導致形象模糊的疏漏，尤其矛盾的一點是蕭紅在電影中曾提到在她之後，人們記得的恐或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的情史。但電影恰恰自始至終都在書寫後者。可能的辯解是：思想者的歷史純粹是他的思想史，這使得撇開對生活關注的文本解讀變得可能。但在蕭紅那裏，她對身世的自發性書寫，使得這種隔開似乎可有可無。再者，因訛傳積累的誤解與猜測密密麻麻地佔據了受眾心理，可能便因為這個原因電影最終選擇了後一種做法。大眾將覺得此片漫長，小眾則稍顯不夠味道。以我之見，這是本片的唯一不足：它儘管足夠誠意，但在選擇電影受眾時有著顯而易見的遊移，也因此被人否定。可是反過來說，那些“小眾裏的大眾”會衷意一部刻畫寫作的電影嗎？他們熱愛迷惑性。
倘若不是《黃金時代》上映，我恐怕也不會讀蕭紅。有人說張愛玲被消費過了，當然要來消費蕭紅。以“編輯”諸位女作家語錄的當然可笑，但一面在消費的，一面又全然不承認自己在消費，巍然作“元話語”之高論者，則更是無聊的非邏輯。
於是便讀了《呼蘭河傳》，真是意想不到的好。竟能從文體上看出所受《野草》的影響了。但蕭軍卻是之前讀過的，電影裏也提到了他的兩部作品：其一是蕭軍自傳《人與人間》，其二是他編訂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影片在敍述蕭軍晚年的回憶時，就中所據文字即引自《人與人間》，而《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則為兩人的愛情提供了最後一份真實注腳。那個遠去的時代，未必安居樂業，但的確是理想主義者的年代，從晚年蕭軍的眼裏看去，會不會有些模糊而不太真實的顏色。
蕭紅希望人們記起的是她的創作，而不是愛或恨。這些都無關緊要。所以談論電影中的蕭紅是否真實，電影之外的蕭紅是否存在被理解的可能，那當然仍要先從電影裏走出，走入她那些被冷落太久的作品裏。蕭紅的文學包含著全部的蕭紅。
圖書資訊：《呼蘭河傳》，蕭紅，鳳凰出版社，2013-3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