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畢飛宇：悲憫與同情的前提是尊嚴
2014年10月16日06:39 中國新聞網
“自上而下的悲憫”，幾乎是我們的一種心理習慣，我時常在生活當中看到這樣的事情：當一個人得到了悲憫的時候，我覺得他更加可憐。悲憫是好的，悲憫是人類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但是，這裏頭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尊嚴。我們這個民族有我們的民族心態，在悲憫上，我們是博大的，在面對尊嚴的時候，我們有些薄弱。一個小說家永遠不能忽視人道主義的發展，在人道主義的發展進程中，每一個階段都應當有作家的聲音。
—畢飛宇
【緣起】
畢飛宇這次接受採訪，只談了三件事：他們家的床、熱水瓶和他們村子裏的盲人。他說：“這些對我的未來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寫了長篇小說《推拿》，這部小說給他帶來了茅盾文學獎。小說以盲人按摩為主線，他摒棄了傳統習慣中對特殊群體“自上而下的悲憫與同情”，而站在盲人的角度去感受、理解世界。
悲憫
我們最好心中有一個盲人
我們可以丟人，但我們不能在鄉親們面前丟人
《推拿》這部小說後來被搬上了大螢幕，人們覺得畢飛宇將盲人最為真實的內心世界詮釋得淋漓盡致。
畢飛宇說：“這大抵跟我童年在村子裏所見到的盲人有關。”他生在蘇北的鄉村裏，那個年代，他們鄉村裏的盲人很多。
幾乎所有的盲人都是喪失勞動力的人，所以，幾乎所有的盲人都是乞丐，他們只能靠要飯才能維持生活。
10歲的畢飛宇經常在傍晚時分，在村口看到盲人們要飯回來。他們手裏提著小簸箕，裏面放著一根筷子和碗。久而久之，畢飛宇思考出一個問題：“鄉村裏的路非常坎坷，正常人都難以走穩，更別說行動不便的盲人。但是為什麼這些人不在自己村裏要飯，要千里迢迢跑到別的村子要飯呢？”
這在當時的畢飛宇看來，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他不敢去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但很多年後，他似乎已經找到了一個標準答案。
即使窮成那樣，都要飯了，但每個盲人內心都有自己的規則，這個規則是“無論怎樣，作為一個農民，要飯是那麼丟人和不體面的事情。我們可以丟人，但我們不能在鄉親們面前丟人。”
畢飛宇很感慨，“人們常說，‘在中國的貧困時期，老百姓是沒有文化底線的。’這話我是不同意的，他們可能沒有太多學識，但是他們內心是有文化來支撐的，這個文化就是人最基本的尊嚴。”在鄉親們面前，不要喪失自己的體面，這就是最起碼的尊嚴。
絕對不能在掙錢的路上把臉面丟失了
要飯的人其實很清楚：當他去別人家裏要飯的時候，雖然自己沒有吃的，別人家裏也不富裕。出於對殘疾人的憐憫之心，一般來講，人家不好拒絕。
“如果他在村裏要飯，從某種程度來講，他就進行了一種道德綁架，所以他們寧願不在村子裏要飯，放棄這個道德綁架，不想在鄉親面前失去尊嚴。”
談到悲憫，畢飛宇說，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國，面對很多事情，我們所有的人最好心中有一個盲人。
“整個時代和民族都在追逐利益的過程當中，追逐利益是不錯的，但基本體面和尊嚴是不能丟的。在今天這個時代，最糟糕的行為就是進行道德綁架。這是最可惜的。”
“為什麼寫《推拿》？”這個問題成了每次畢飛宇接受採訪時，必回答的問題。這一次，畢飛宇的答案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的學生跟我聊天到深夜一點多，我們談到了這本書。我跟盲人朋友相處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共性：盲人因為眼睛看不見，身體有一個非常嚴重的障礙，所以，所有的盲人比健全人都要自卑，所有的盲人都覺得主流社會瞧不起他們，不願意容納他們。因為自卑，所以更加自尊。”
2001年到2004年，畢飛宇每年都會跟盲人朋友打交道，他感受最為強烈的一件事就是盲人的自尊。
這個時代的文化鼓勵“腹黑”，告訴人是可以不要尊嚴的，只要有利益。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底下，在他眼中的盲人問題，就顯得特別觸目驚心：尊嚴本來是一個人的內心活動，但是在當今的中國，尊嚴不再是一個人的內心活動，而成了一個社會問題。
“一個人要不要尊嚴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絕對不能在掙錢的路上把臉面丟失了，這是我寫《推拿》之後最想說的話。”
博愛
開放地面對文化差異
誰不喜歡自由、平等和博愛呢
早年，畢飛宇就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自由、平等和博愛。”他覺得這可以成為所有人的價值觀。“誰不喜歡自由、平等和博愛呢？”
這一次，他又談到他的價值觀：“一個藝術家一定要從區域文化的背後看到更加廣闊的具有普世價值的意義，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學作品才能深得人心，才能走向不同的文化，才能贏得更多的人。”
“中國蘇北的鄉村，是非常貧窮的。在那樣貧窮的地方，80%的農民家庭是沒有熱水瓶的，因為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鄉村教師，所以相對來講，比那些農民家庭生活條件要好一些。我們家有四個熱水瓶，很自豪。這意味著什麼？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一個五口之家門口停了四輛小轎車。豪華的生活場景，很了不得的！”
許多故事就從這四個熱水瓶開始。
家裏有了四個熱水瓶，當許許多多農民需要喝熱水的時候，他們就跑到畢飛宇家裏去了。他們知道畢老師是有熱水瓶的，他們自己到碗櫃拿個碗，把水倒在裏面，就可以熱乎乎地喝一碗水。
漸漸地，畢飛宇的家成了一個小茶館。
後來，中國開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運動開始後，他們家由單純的農民茶館變成了知青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了不得，對我影響很大。”畢飛宇說：“每個知青的方言都是不一樣的，我當時都很疑惑，同樣是說話，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如此巨大？我作為一直在鄉村的孩子，從知青嘴巴裏聽到城市裏的故事，這給一個孩子的刺激真的是巨大的。”
在面對文化時，永遠有一個開放的姿態
有一天，與畢飛宇父母相交甚好的知青帶著畢飛宇一起去了縣城，那位知青還送了他人生當中第一個禮物—一雙白球鞋。
“當我把這雙白球鞋穿在腳上，回到我們村子裏的時候，惹了大事。為什麼呢？在我們蘇北，只有父母親死了才能穿白鞋。所有的孩子都是穿黑鞋。我們的父母還活蹦亂跳，我就穿著白鞋給他們‘戴孝’。當時，那麼多人圍過來看，對我指指點點。謝天謝地，我的父母都是老師，他們沒有這樣的忌諱，不僅沒有給我兩個耳光，也並不介意‘他們還健在的時候兒子給他們戴孝’。”
但當時畢飛宇知道，在縣城裏，穿白球鞋是時髦，而到了鄉下就變成了戴孝。這件事對畢飛宇一生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讓我在很小的時候看到了文化差異，也明白了面對文化差異應該選擇包容，要有前進和積極的態度。”
“通過知青給我送的球鞋，我看到一個東西，人也好，作家也好，當我們面對一個新的價值和新的美學特徵時，我們最好能跳出自己的小天地，不要用自私、利己的心態面對它們，最好能夠從對方的價值立場去評判，要學會博愛。”
“如果有一天喪失了對文化的審視能力和批判能力，我們的內心和靈魂可能會成為我們文化的囚桶，這個也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悲劇。一個人要想活得好，就要在面對文化時，永遠有一個開放的姿態，而不是所謂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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