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全集》出版一個世紀的隨遇而“作”
2014-10-14 15:03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楊絳已閉門謝客好多年。“有名氣不過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這是錢鍾書說過的話。如今，錢鍾書和女兒錢瑗都已離去，“我們仨”只留下楊絳一個人“打掃戰場”，名氣於她就更是一種打擾了。今年7月17日，103歲生日當天，她沒有在媒體上露面，只授權《文匯報．筆會》選登了她為小說《洗澡》撰寫的續作《洗澡之後》的前言和前三章。這部文稿在《洗澡》發表20多年後的2009年開始動筆，寫寫停停，幾經推倒重來，這一次終於改定拿出，像是給自己生日的一份交待和紀念。不到兩個月後，《洗澡之後》單行本以及9卷本《楊絳全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譯作、小說、散文、戲劇、文論、詩作，皇皇270萬字，當是另一份沉甸甸的紀念了。
這套全集由楊絳本人修訂，“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刪棄。文章揚人之惡，也刪。因為可惡的行為固然應該‘鳴鼓而攻’，但一經揭發，當事者反復掩飾，足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還當謹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寫的文章，儘管句句都是大實話，也刪。有‘一得’可取，雖屬小文，我也留下了”。編選原則處處可見一位期頤老人的情感與理智，時過境遷，對史對事更多體諒和尊重，為人為文更多向善和向美，“至少勿要害人”。就連《洗澡之後》的寫就，也是因她“嫌惡”主人公姚宓和許彥成之間純潔的友情被人糟蹋，才自己動手，把故事結束得“敲釘轉角”，“我把故事結束了，誰也別想再寫什麼續集了”。忠實的讀者雖然懷念《洗澡》的舉重若輕、含而不露，懷念作家的心思縝密和個中人物的眉目靈動，從而對《洗澡之後》收束得稍顯直接的“大團圓”有些遺憾，但誰能阻止作家對她筆下人物的成全與愛護呢，何況這是一位老人在百歲高齡仍然思路清晰文筆流暢寫下的“圓滿”。
楊絳“自分”不是專業作家，只是業餘作者，全部作品都是“隨遇而作”。但正是因為“隨遇”，這些作品才不逐時代風尚，無意雕琢附會，自在地由內而外，像是筍芯，挺拔，清亮，而且健康。上世紀40年代初在上海，迫于生計趕出劇本《弄真成假》《稱心如意》和《風絮》；50年代後作為外文研究工作的延伸，翻譯《小癩子》《吉爾•布拉斯》，甚至自學西班牙語翻譯《堂吉訶德》；“文革”後，對揮之不去的歲月做別樣的記取，寫出“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散文《幹校六記》《丙午丁未紀事》；77歲出版被施蟄存譽為“半部《儒林外史》加半部《紅樓夢》”的小說《洗澡》，90年代初又動筆寫《軟紅塵裏》，寄寓大半生對世情人事的“格物致知”（可惜幾個月後因“大徹大悟”而毀棄）。這跟著生活細水長流的寫作，亦莊亦諧，有情有義，且隨情意賦形，體裁、形式恰切自如，真是應了作家舒展跟楊絳說的那句玩笑話：“怪不得夏公（夏衍）要捧您，因為您是文藝領域各種樣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亂不擋，生、旦、淨、末滿來！”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這是楊絳生命中最大的一“遇”。也是從那時起，她開始翻譯柏拉圖的《斐多》，將情感寄託于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和他同門徒對生死問題的侃侃討論之中，從信念的高貴處汲取溫和的鼓勵，“它認識到什麼是真實而神聖的，就單把這個作為自己的糧食”。《斐多》之後，在整理錢鍾書學術遺物的同時，楊絳陸陸續續地寫憶舊文章，直到《我們仨》的出版，終於把她最沉痛的東西寫了出來。讀過《我們仨》的人，當忘不了裏面漫長得揪心的夢，“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她內心綻出的血泡像一隻又一隻“飽含著熱淚的眼睛”。2007年，96歲的楊絳孤單從醫院回到家，開始寫在病床上像魔鬼一樣糾纏著自己的問題，這便是《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在生命“邊緣”把生與死的思考和盤托出。2011年，在百歲壽辰前夕，她又以答問形式發表了《坐在人生的邊上》。她說：“我是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淨說些老話。”可是，從“走”到“坐”，這兩個“人生邊上”所傳達出的“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的態度，真是結結實實的不老的教益。
這套《楊絳全集》，幾乎一半是翻譯，一半是文學創作。楊絳的翻譯和創作是一體的。她戲稱翻譯是“一僕二主”，既要“伺候”好原著，又要“伺候”好譯文的讀者。她的譯作不留硬疙瘩，也不自作聰明地“滑”過去，而是耐心打磨，將文字嵌得穩穩當當，“雅”不是外加的文飾，“信”得貼切，“達”得恰當，那就是“雅”了。這種下了功夫的扎實而又熨帖的雅致，也體現在她的創作中。讀楊絳的散文，看著語言像開墾土地一樣沉穩地推過來，簡潔井然，行文間有一種上承傳統、旁汲西洋的清明理性，真是舒服。連她的幽默，也是藏于平實中的智慧機鋒，不像《圍城》那麼密集和辛辣，更近於她所喜愛的簡•奧斯丁，是一種溫和的調侃和幽默的世故。
沐著這種久違的雅致，翻覽全集，穿梭于楊絳的翻譯與創作、虛構與寫史、記事與懷人之間，能體會到她一個世紀“隨遇而作”背後的心境與情懷。首次收錄的劇本《風絮》和翻譯專著《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以及詩作、書信和卷末的“大事記”，都是難得的史料補充。嚴格說來，這是一些不那麼“純粹”的創作，終其一生，楊絳和錢鍾書都是書齋中的學者，“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只是世事幾多跌宕，他們不得不在一個世紀的歷史拉鋸中為放穩一張書桌而努力，並因了“化書卷見聞為吾性靈”的情懷，留下這些本分而又寶貴的文字。
《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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