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永井荷風:以批判城市景觀來對權力進行抗爭

南方都市報 [微博] 李長聲2014-11-11 10:58

[摘要]荷風描寫城市風景,批評城市景觀,寫的是文學,不是文化地理學或城市社會學。他散步,不僅寫成了隨筆,而且散見於小說,景色描寫是他的文學特色之一。

永井荷風



永井荷風給人的印象,好像他總在散步,要麼就狎妓。

讀永井荷風的《東京散策記》等隨筆,仿佛看見他頭戴禮帽,手攜洋傘,趿拉著木屐,在東京四下裏遊走。

讀《東京散策記》等留作後世談資的隨筆,仿佛看見他頭戴禮帽,手攜洋傘,趿拉著木屐,在東京四下裏遊走;讀《掰腕子》等小說又仿佛看見他被藝伎或娼妓或脫衣舞女簇擁著,也不大有笑容。他身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著述等身,大致就這麼兩類,前者叫散步文學,後者即所謂花柳小說。1952年獲得文化勳章,理由是“創作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兼備溫雅的詩情、高邁的文明批評、透徹的現實觀照三方面,此外,研究江戶文學、移植外國文學也取得業績,在我國近代文學史上留下獨自的巨步”。勳章是體制的獎賞,但他繼續反時代,一如舉國熱衷於戰爭之時。與其說是信念,不如說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躲避與逍遙。

荷風生於1879年,明治十二年;琉球被改作沖繩,東京招魂社升格為靖國神社,掛上菊花徽,由陸軍供錢,東京基本是江戶時代的老樣子。他是官二代,十八歲時初涉花柳之遊。1910年當局借暗殺明治天皇事件大肆鎮壓,“若沒有左拉譴責德雷福斯事件的勇氣,就只好委身於戲作”。戲作,指江戶時代興盛的俗文學。此後他寫出《江東奇談》(原文用了一個日本人造字,代指隅田川,既為翻譯,何必照搬)等小說,描寫花街柳巷的風俗與生態。兩度結婚,都旋即離婚,公然聲言拉家帶口阻礙寫作,不再婚。1959年孤獨地死在從來不疊的骯髒被褥上。臨死前一天在《斷腸亭日乘》裏記下:晴,正午大黑屋。據大黑屋這家飯館老闆娘說,像往常一樣,他吃了炸豬排蓋飯,還喝了一壺酒。

永井荷風1

永井荷風

荷風生長在東京。父親赴任日本郵船上海支店長,他跟著去上海逗留兩個月,歸國後入學東京商業學校附屬外國語學校清語科,曠課為常,混到二年級被開除,這是他最終學歷。在學期間發表《上海紀行》,據說是現存荷風處女作。耽讀埃米爾•左拉作品英譯本,撰文介紹這位法國自然主義文學大師。1902年荷風出版《地獄之花》,被森鷗外推許,終身仰之為師。荷風父親久一郎比森鷗外年長十歲,屬於漢洋兼修的一代,師從漢詩人大沼枕山,並且進慶應義塾學洋學,還曾奉藩侯之命去美國留學兩年。荷風幼習漢學,但是與老一輩的夏目漱石、森鷗外相比,已屬於把漢詩文當作外國文學的一代。作品《雨瀟瀟》中欣賞王次回,《江東奇談》中翻譯《紅樓夢》的長詩,《斷腸亭日乘》中引用蘇東坡、袁枚、王漁洋等的詩句,中國文學刻骨地影響他文學及人生。在《小說作法》裏曾說:“只要古來的國語存在,有志于文學者要與歐洲語同時掌握漢文素養。”或以為荷風從歐美回來後,回歸東方,其實他從不曾離去。自道:“大概我不受人教,早從學生時誦歸去來之賦,又盼讀楚辭,是流淌在明治時代背面的某種思潮所致。”留洋只是使他獲得別樣的眼光,異常的高度,譬如1920年出版《江戶藝術論》,就是用他從法國美術評論家寫的文章裏獲得的知識重新認識浮世繪版畫的構圖與色彩,展示他根植于憧憬古日本的美學。二十歲拜師學習落語以及歌舞伎,研究江戶文學,但父親怒其甘當無用之人,安排他渡洋赴美學實業。

上船是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我大清光緒二十八、九年;年初夏目漱石從英國留學回來了,有七位教授聯名敦促首相立即對俄國開戰,前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說:沒有比半吊子學問的蠢貨更可怕的了。就在這一年,東京開始大規模改造,歐美有的要建,歐美沒有的就拆,變成大工地。夏目漱石走在倫敦街頭,為自己的矮小而自卑,荷風似乎沒有自卑感,從照片來看,他是細高挑身材。五年後(1908年)歸國,東京舊貌換新顏,但對於他來說,面目全非。當年的《讀賣新聞》發表社論,提出了首都東京的景觀問題。



東京這座城市因甲午戰爭得勝而繁榮。江戶時代,商業中心在日本橋,那裏是浮世繪常畫的名勝,而明治時代銀座、新橋一帶摩登了,磚瓦結構的樓房拔地而起,面貌一新。出國之前荷風在《燈火街巷》中寫道:“遠望欄杆上點亮瓦斯燈的新橋方向,格外明亮的銀座街衢猶如被各種燈火的光青白地浮現出來,其間不計其數的鐵道馬車的燈、人力車的提燈無休止地向各處移動。”欣然描寫了滿目新鮮的城市風景,要他像一位法軍大尉兼作家那樣看出“磚瓦大樓以美國式醜惡聳立著”,尚有待於留洋見識了西方以後。

在美國住了將近四年,然後靠父親的門路去法國,那才是他夢魂縈繞的樂土。從夏到冬末,在里昂住了不到一年。《法蘭西物語》所收的《羅納河畔》中寫道:“黃昏略略失去薔薇色光澤,不知從何處添上發藍的色彩。對岸的小山和人家的屋頂從背後接受明亮天空的光,展現難以形容的清晰輪廓。同時,湍急的河面那打旋的波紋各種各樣,閃耀得幾乎令人目眩,還在邊上垂釣的人影如塑像一動不動。堤上成排的樹木之間瓦斯燈已經點亮,但對於天的光、水的輝,只不過在點點顯示悲傷似的微弱黃色。”文中有畫,像是在欣賞新印象派修拉的點彩畫作。來法國之前,他已經在芝加哥美術館等處接觸到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作品。十六歲時打算進美術學校學洋畫,但家裏反對,未能如願。不少早期作品寫畫家,《法蘭西故事》中三篇以巴黎為舞臺的作品也是以畫家為主要人物。

《美利堅物語》是在美國寫就的,正好在他回到日本時問世,儼然出現了一個新文學大家。轉年出版《法蘭西物語》,未上市即被封殺,出版社要求他退還初版的版稅。隨後小說《歡樂》被禁售。荷風是筆名,本名壯吉,與他一貫反俗的形象有點不相符。十五歲時患病住院,看上女護士,她叫蓮,於是單相思地起了這麼個筆名,或許日本人一般已不知荷與蓮是一回事。《歡樂》寫這段初戀“人能戀幾回呢”,當局卻覺得傷風敗俗。

小說《放蕩》也描寫了香榭麗舍大道“人工巧奪造化之美”。1950年代留學法國兩年多的作家遠藤周作批判永井荷風的生活態度,認為《法蘭西物語》不過是用文學的眼鏡矯正過的描寫,年輕人最好不要仿效在東京探求江戶風情的荷風文學。不過,荷風描寫巴黎的美,恐怕也是東京豹變給他衝擊的反動。像留洋的畫家回國後犯愁畫什麼如何畫一樣,荷風描寫東京也同樣犯愁罷。他筆下的東京,比較從前曾有過的姿態與現在的面貌,既有個人的記憶,也有浮世繪、戲曲、讀物中出現的風景。體驗過歐美,重新審視日本,海歸荷風瞧不起徒有其表的西歐化,既沒有美國的尊重個人,也沒有法國的遵守傳統,有的只是山寨版的淺薄與醜陋。迅猛歐美化造成的城市外觀不適合日本風土。“怎麼也想像不出日本社會能夠像流血革命的西洋那樣”。日本風土產生日本人性格:達觀、忍從、無常觀,與西洋建築以及建造它的精神根本不同。銀座那裏有一座三菱一號館,是美術館,這座倫敦式磚瓦結構三層樓興建於1894年,為日本第一座辦公樓。荷風曾嚴厲批評,紅磚的顏色與質感不適於日本風土,可是,歷史捉弄人,現今被精心保護,仿佛鑲嵌在摩天大樓上,變成了東京的景點。每當我看見萬綠叢中一架紅橋時,便覺得荷風的說法別有用心。批判城市景觀也是一個文學家對權力的抗爭。



歸國一年有半,由森鷗外等推薦,荷風到慶應義塾大學任教,講授法國文學及文學評論,同時編輯校內雜誌《三田文學》。自1914年6月,正好距今一百年前,開始寫《東京散策記》,在《三田文學》上連載九期,按城市的構成要素分章立言,批評建築及城市。作為編輯,交際擴大,發言更加有分量,因而立場也有所變化,批判的同時,積極地提倡理想的景觀。城市由一個個建築構成,建築是城市的記憶,講述城市的歷史,而且與周邊的環境相關才產生美的效果。像京都、奈良那樣古跡多的城市,不是一個寺廟一個庭園地保存,而要把整個城市保存下來,獨具城市美。走進一間茶室或酒館,別有洞天,或許有脫離日常之美,但走出來恢復了日常生活,卻可能對城市更加厭惡。一位建築史家說:“城市不單是空間的擴展,而且是故事場所的連綿。”

城市是進步的產物,也是欲望的堆積。愈現代的城市愈是均質的空間,時間也被日曆、時刻表等均質化,人們被迫以迅速化為價值。荷風描寫城市風景,批評城市景觀,寫的是文學,不是文化地理學或城市社會學。他散步,不僅寫成了隨筆,而且散見於小說,景色描寫是他的文學特色之一。讀了它尋覓,那就像他當年拿著江戶時代出版的地圖在大街小巷散步一樣,但很可能有按圖索驥之惑。他曾希望東京能留下四樣東西:老樹、寺廟、護城河及渡船。看似懷舊趣味,卻正是這些景物能保持城市的品位。不僅給人以歷史感,而且有安定感,乃至崇高感。居住其間的人們才不會焦躁,產生共感與愛心。荷風散步過的東京後來經歷了1932年關東大地震、1945年美軍大轟炸、1964年東京奧運會,更失去原樣。關於日本,我們中國人常有些沒來由的說法,其一就是誇日本人善於保持傳統。傳統的東京在永井荷風的文字裏,誘人探索、夢想、沉思。

1916年荷風辭去教職,從此躲進小樓成一統。他給住處取名“斷腸亭”,開始記《斷腸亭日乘》,記了四十多年。後來又蓋了新房,取名“偏奇館”。偏奇是英語油漆的發音。據說該館塗成藍色,在現代化東京的一片灰色中,刺眼的程度恐怕不下於紅磚建築罷。那種顏色審美確實很偏奇,正如其為人。

作者李長聲,旅日作家,著有《紙上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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