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芹”昆德拉：被誤解的反極權作家
2014-09-23 16:04:16
對大多中國讀者而言，昆德拉小說在性自由方面的啟蒙價值，遠遠高於政治自由。這是馬爾克斯與昆德拉的小說，在上個世紀八十年所遭遇的共有命運。經歷過嚴酷清教徒性禁忌年代的中國人，對外國作家小說中的性描寫如饑似渴欲死欲仙。而中國藝術家們則在這兩位文學導師的指引下，學著如何在小說文本與現實生活中演練自己的性生活。我有一位作家朋友，談起昆德拉，很坦誠的說，閱讀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時候，他才二十來歲。第一遍他根本就沒有讀懂，但他驚異於男主人公的性生活。一個男人，居然可以既有妻子，又有很多情人，還不以流氓罪被抓捕判刑，真是“共產主義”一般令人羡慕的烏托邦生活。小說裏無需男人負責的獨立女畫家薩賓娜，亦是令他記憶多年的性自由女神，她那巨大無比表演舞臺一般的床，她做愛時喜歡玩弄的祖先的黑色禮帽，皆說明她有將性舞臺化、戲劇化、享樂化的傾向。薩賓娜對他的影響，比湯瑪斯更為長久。只是自從讀過這本小說，他做愛即若到達高潮也不敢閉上眼睛，因為薩賓娜蔑視閉著眼睛做愛的男人。從這個近乎笑話的閱讀後遺症中，可以看出昆德拉小說中的性啟蒙，對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深遠影響。
中國讀者首先在昆德拉的小說中讀出性自由，然後才認識到政治自由。身體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所在。極權體制之所以對民眾的身體進行大規模的道德規訓，亦是因意識到，性自由往往是爭奪政治自由的柔性先聲。眾所周知，整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以捷克的“布拉克之春”作為歷史背景。男主人公湯瑪斯，是一位唐璜式的外科醫生。他徘徊在“輕”（薩賓娜）與“重”（特蕾莎）之間，對政治生活並不熱衷。比起政治生活，他更喜以陽具為手術刀，勘探、找尋隱藏在每一個女人身體中的細微差別與珍寶。湯瑪斯是這樣一位唐璜：他既不是美色癡迷患者，也不是女性身體的掠奪者，他只是對女性身體過分好奇的遊客。每一個陌生女性的身體，對他來說，都是一次尋寶式觀景。
就這樣一位熱衷豔遇、旁觀歷史的知識份子，亦被深深的裹挾進歷史事件的漩渦。他不想與政治共渡蜜月，但政治卻對他情有獨鐘--一篇發表在報紙上的閒暇言論，成為他忤逆史達林政權的罪證。他被醫院開除，成為給居民們清洗窗戶的清潔工，最後與妻子特蕾莎雙雙流落至一個鄉村，過著所謂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湯瑪斯的命運，是“布拉格之春”後頗多捷克知識份子的共同命運：人被巨大的權力機器所挾持，無有任何政治自由可言。
但僅僅因湯瑪斯的遭遇，將昆德拉看作是一位反極權主義的作家，必然是一種嚴重的認知錯覺。本質上，昆德拉是一位對一切政治意識形態皆保持著狐狸般警戒的作家。與其說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控訴了極權社會的罪惡，莫如說昆德拉更在乎探討人類存在的本質。在昆德拉看來，流行於人類社會的種種潮流與主義，無非是一場又一場的荒誕鬧劇。自由主義在昆德拉的眼裏，亦非完美之物，而是一種社會學“刻奇”。昆德拉對自由主義的反諷與嘲弄，可以在薩賓娜與弗蘭茨在法國、美國的生活小細節中凸顯而出，並在弗蘭茨臨死之前的“偉大的進軍”中達到顛覆性高潮。我們大多數人，都一直生活在“刻奇”的生活語境裏。人類不是在媚雅，便是在媚俗，閑著沒事的時候，更會以心理雜耍的方式進行自媚。
至1987年韓少功翻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來，昆德拉的小說，在中國一直遭到嚴重的誤讀。這種誤讀不僅僅來源於讀者，更來源於作家與批評界。因韓少功誤將“Kitsch”譯為“媚俗”，小資們作家忙不迭地將昆德拉的隻言片語引用進他們的作品四處炫耀，卻不懂他們正是昆德拉的話語之刺所要挑破的膿瘡。一些批評家因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讀出昆德拉對前蘇聯的辛辣嘲諷，便認為昆德拉僅僅反對極權主義，卻不知昆德拉反對一切主義與潮流。倒是國外批評界對昆德拉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英國左翼批評家約翰．伯格，因憎惡昆德拉高蹈於一切政治意識形態之上的虛無價值觀，在隨筆《一坨屎》裏如此挖苦昆德拉：“在這屎的世界裏，他以為自己是一枝歐芹呢。”是什麼使得心智相等的人彼此排斥而後憎恨？伯格是歐洲老左派（信奉共產主義），昆德拉卻唯恐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囚禁了他。伯格積極的介入社會運動，昆德拉卻遠離一切社會運動成為一個旁觀者。伯格將自身融入普羅大眾，昆德拉卻恐懼“刻奇”對大眾躲之不及。伯格執念於人類的幸福，昆德拉執著於藝術之美。伯格認為歷史是理性的，有其可循的進化規則，昆德拉認為歷史是荒誕的，人類一直在迷霧中穿行。這是永遠無法相遇的兩類人：前者認為政治鬥爭高於任何藝術之美，後者認為藝術之美高於任何政治鬥爭。彼此截然相異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得兩顆美麗心靈只能互相嘲諷，而無任何交流與彙集。
在烏克蘭局勢日益緊張的2014年，昆德拉出版了新著《慶祝無意義》。這本小說，雖然比起昆德拉在鼎盛時期的小說作品，較為平庸，但在八十歲的高齡，昆德拉仍舊是睿智清醒的：小說中的加里寧格勒，很可能是烏克蘭的未來。小說在四個男性主人公會面時，不時的穿插著前蘇聯笑話--史達林與24只鷓鴣，史達林與加里寧格勒。加里寧格勒在二戰前，原本叫柯尼斯堡，是哲學家康得一生從未離開過的城市。康得生於斯，死於斯。二戰之後，柯尼斯堡成為前蘇聯的領土，被史達林命名為加里寧格勒。在政治風雲變化莫測的20世紀，東中歐的很多城市名因為權力的更迭頻頻改變，唯獨加里寧格勒卻像史達林極權政治的權力之徽，永恆的凝固在此，不曾換回它原本擁有的名稱。直至如今，它仍舊是俄羅斯的領土，仍舊被稱為加里寧格勒。這顯然是一個歷史的笑話，一個令人忍俊不禁的歷史笑話，它更像史達林特意針對哲學家康得所展開的嘲諷--權力對哲學、權力對理念、權力對世界的無情嘲諷。在小說的最後一章，昆德拉虛構史達林與加里寧跑至巴黎的盧森堡公園放肆的鳴槍與撒尿，主人公拉蒙亦與他假稱罹患癌症的朋友相遇，用豔遇安慰降臨在朋友身上的死亡陰影。但極權制度真的罹患癌症了嗎？人們真的該慶祝現在擁有的一切嗎？顯然不是，因為這一章的標題就叫“慶祝無意義”。在此，昆德拉的虛無主義立場顯影無遺：慶祝毫無意義。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毫無意義。史達林或史達林式的人物，還會捲土重來。無知而懵懂的人們，就如笑話裏的那24只鷓鴣，呆呆地站立枝頭，等待著被史達林式的人物再度用獵槍捕獲。
僅小說的藝術而言，我不贊同伯格。藝術不是政治課本，並不需要承載過多的意識形態。藝術的世界裏，一個能夠探查存在的荒誕性、人類的盲目性、歷史的無理性的小說家，比一個愛恨分明、立場堅定的政治家更為偉大與重要。在這個屎一樣的世界裏，讓昆德拉這類時代的逆行者與清醒者，更多一些吧，我們需要這樣的藝術歐芹，獨立不羈，迎風招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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