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眼中的沈從文：用一生維護用筆的自由
2014-05-19 22:00:44
沈虎雛，沈從文先生次子。1937年生。輕工業學院退休教師。
1980年起開始沈從文作品的搜集整理，1997年退休後更是全身心投入，幾乎閉門不出。
負責《沈從文作品全集》編輯委員會的具體組織和聯絡工作，並承擔書信部分的整理。
2002年，於“沈從文100周年誕辰”紀念日面世的《沈從文作品全集》規模超過1000萬字，其中400萬字為首次發表。收集了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沈從文的文字作品，除掉傳統的小說、散文等文學作品之外，還補充了大量從未發表過的作品，包括一些私人書信，沈從文後半生所著的物質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一些作品也一併予以收錄。
12月22日上午，到甘家口增光路上的輕工業學院宿舍採訪沈虎雛。
採訪機會得來艱難。家風使然，沈氏後人十餘年來低調處世，甚至諸多有關沈從文先生的活動，出席均以“不發言”為前提。此番慣例拒絕在先，我們不得不用近一周時間進行說服。最後老先生終於讓步，可以談，但是“簡單點，就說幾句”。時間也定在上午10點開始斷不肯提前，是他為“不多言”預設的時間保障。
我曾經不能理解父親
記者：我聽歷史博物館李之檀老人說起，當年學校放寒假，您跟著父親到午門城樓上的曆博庫房上班。那地方塵土很大，沈先生拿一個手絹對折系住口鼻，您說他像電影裏的大俠傑西，只是不夠英俊，太文弱。
沈虎雛：我只去過一次，1949年那個寒假。他到午門的第一個冬天，我剛剛上初一。
記者：少年時有這樣的經歷，而今又窮22年心力編輯《沈從文作品全集》。您這一生似乎跟您父親沈從文先生聯繫得特別緊密。
沈虎雛：不，聯繫得特別不緊密。我大半生是在企業裏頭過的，學工。
記者：您和兄長沒有一個人跟隨沈先生做文物或者做文學，是天生興趣使然，還是看了父親一生覺得做這一行太艱難？
沈虎雛：我承認我是因為興趣，不是說政治考慮第一。但那種因素是有的。
記者：我看到您在他去世後寫道：“我不大理解他。沒有人完全理解他。”
沈虎雛：當然是這樣了。尤其1949年，在我們那樣的年齡和那樣一個歷史環境下，不會很理解他。他為什麼苦悶我們是知道的，環境的壓力、輿論的壓力，北大大字報造的那些聲勢，家裏邊收到恐嚇信，這我們都知道，可我們覺得他的苦悶沒道理，整個社會都在歡天喜地迎接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你生什麼病不好，你得個神經病，神經病就是思想問題，是吧？
記者：而且沈先生有一些很決絕的舉動。他第一次試圖用刀片自殺是被兒子制止的。是您嗎？
沈虎雛：我哥哥。我去上學了。
記者：史樹青老人說刀割痕跡在脖子上，李之檀老師說在左手腕。
沈虎雛：都有，都有。他感覺的緊張和恐懼我們感受不到。他精神失常這個病程是很長的。緩解以後，表面上跟正常人已經一樣，每天上班下班，但是別人覺得他還是不正常，他也知道別人這樣議論他，他已經習慣了別人對他側目而視。後來我看到他一些屬於檢討性的文字，提到他有的時候在工作當中一邊做事一邊自己流下淚來，別人看到肯定會覺得很不協調，於是對他有所怪罪。這是解放初期，1950年、1951年的狀態。這些我們都不知道。
記者：都是以後您從他的書信、他留下的文字裏才明白？他不說是吧？
沈虎雛：不說。他跟家裏頭不說，在社會上也不說。他一生對別人批評他的東西，基本上不反駁，有些不是批評是謾駡性質的，他也不反駁。他不是沒有反駁的能力，不是說沒有這個文筆，他就不把精力用在這上頭，不爭辯。
父親有時也不理解別人
記者：我看了一些資料，發現對於沈先生他，特別是那一段很動盪時期的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印象。有些文章給人更多的感覺是淒涼、壓抑、不如意這一面。李之檀老師甚至跟我說，有的作者把沈先生這方面的表達都集中到一塊兒了。
沈虎雛：對。我跟一些作者也說過。從沈從文的角度，他有內心主觀的一些感受，不如意的這個那個的，這是他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用大量的文字記載了他的這個文物事業為什麼能夠取得一些進展，也是得到黨的鼓勵，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得到支援，他得到了最好的機會，他的機會比別人好。
記者：但好多人會覺得這是他在那種局勢下必須說的話。
沈虎雛：不完全是。有些不需要說套話的場合他也留下這樣的文字，這確實也是他感受的一方面。另一個，在博物館他最感覺困難的，是領導。他認為需要領導給他支援的東西，他沒有獲得，主要還是對他的事業追求不理解，以及對於什麼是盡責的理解不一樣。但他的理解可能更帶個人色彩一些。人的處境不一樣，他關注的事情、想法是不一樣的，在這一點來說，沈從文也不理解別人。
記者：您能這麼說我很意外，也很感動。
沈虎雛：這確實是這樣的。比如他很反感的某一個領導人，那領導人可能有他的道理、原因。一個領導在批林批孔的時候，能不把這當成中心任務嗎？這時候你沈從文提出來“我要助手給我畫畫”，那助手在幹校呢，抽一兩個人回來畫的大量是批林批孔的畫，是服飾重要還是那個重要？他得配合中心運動啊。人家當然有一種選擇。我覺得我父親，他始終對整個這個歷史當中別人關心的重要的東西，他有時候缺乏一些理解，所以他游離於這個主流的東西之外。解放前有這個現象，解放後也有這個現象。他說他不懂政治，我覺得這裏頭有他理解上不同的角度。你也用不著感動，這是事實。
記者：我就是覺得您作為他的孩子還能這樣來看事情……
沈虎雛：我在編全集的時候我就覺得這裏頭有些地方，有一種機會的不均等。他說的話有機會編到全集裏去，說別人不好，可別人沒有機會來用同樣的文字，讓同樣的讀者知道他當時為什麼會這樣。比方說某一些領導，他當時做的一些事情，沈從文不滿意，那他留在他的信裏頭了，他寫給第三方，說“這個領導一點兒不懂”什麼什麼，那這個領導他沒有機會來解釋。這就有一種機會上的不均等。
一生維護用筆的自由
記者：可讀黃永玉的東西會覺得沈先生是開朗豁達，然後特別能自我平衡、自得其樂的一個人。比如他去幹校，給黃永玉寫信：“這裏周圍都是荷花，燦爛極了，你若來……”
沈虎雛：在困難當中他還有幽默感。這是他的性格。你看《湘行書簡》，他寫的信都是“美啊”。可他並不是對現實沒有感受，看《湘行散記》就知道，裏面有些片斷流露出來當時那個環境實際上是很險惡的。他在北京被人罵成是“右”，他到湘西人家又認為他是共產黨。
記者：沈先生這一生的處境好像老是這樣。“文革”初期面對滿牆大字報，他對史樹青說：“臺灣罵我是反動文人、無聊文人、附和共產黨，造反派說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麼活呢？”他似乎永遠“邊緣”，被哪方都排斥，說不清楚。
沈虎雛：我覺得還是說得清楚的。因為他不投身於某一個集團之中。很多這種大的政治鬥爭中，對待是非的判斷常常是很簡單化的。你不是我這頭兒的，那你就是幫助敵人。你越有一定的影響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應該被排斥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想保持一種獨立選擇和獨立人格是非常困難的。
記者：那沈先生其實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在做一種堅持吧？
沈虎雛：他維護自己用筆的自由。他寫作，就要按自己的想法來寫，按照命令或按照規定來寫，他寫不出來。
記者：黃永玉記下來錢鐘書說過的話：“你別看從文這人微笑溫和，文雅委婉，他不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可我有一個朋友，他就說：“沈從文，窩囊了一輩子。”
沈虎雛：也對的，也對的。你們的“徵稿啟事”裏有一句話選得很對……
記者：那句“無從馴服”？
沈虎雛：這個是他原話了，“無從馴服的斑馬”。它確實有一定概括性。當然也可以說他能力不足，因為有的人就能寫出東西來，他沒這個能力，也是低能，也可以說是窩囊。
記者：那您怎麼理解？您同意“堅持”這個說法？
沈虎雛：我覺得從整個歷史來看他堅持是對的。當然這是他個人的一種選擇。你想他這個人，從他來看，如果他不是這樣，他會寫出些什麼東西來呢？無疑是很難想像的。
放棄文學難言幸與不幸
記者：大多數人還是把沈先生作為一個文學家來記住的，覺得他1949年以後再也不寫了是一個大悲哀。可我去採訪李之檀老師的時候，他張開雙臂給我比劃他的書架，他說：“你來看，從這兒到這兒，這麼幾排全都是服裝服飾研究方面的書。沈先生開創的事業現在有這麼多人在繼承。”我特別感動。後來我就覺得，沈先生他做了文物，可能對於他自己不好說是幸還是不幸，但國家肯定是“幸”的。
沈虎雛：這看從哪個角度看。對於整個國家文學成就的總量，那他是沒有再參與了，沒有他後期的貢獻。單從這個角度看，總覺得是遺憾的。但他正好在中國需要文博事業大發展的時候，進入了這個隊伍，他自己也總說他機會好。我感覺他在文物事業上所處的位置和他文學上所處的位置有很多相近之處。文學上他自己有一句話：“我只想做一個打前站的小卒”，他把“文學革命”當做一種使命：“用筆五十年，試試看，能夠達到合格的水準，再來留下一些東西。”他是想把生命投入到文學事業的，但是沒有做到自己認為很滿意的狀態，因為社會變動他就退下來了，離開了。但是他在文物方面，實際上他的很多主張，並不是他做了很多年博物館工作之後才提出來的，有些在他做文學的時候已經在這麼看了，也非常超前。他對文物的興趣也是早已有之、深藏於心。
親近文物是一個健康的選擇
記者：沈先生他做人做學問的方式，給了很多人各種各樣的影響，甚至影響了一些人一生的專業選擇，您呢？我這次能得到這個採訪機會也是挺難的，您不願意接受採訪，聽說“低調”一直就是沈氏家風。
沈虎雛：因為他本人不大願意張揚，這是他一貫為人行事的方法。1949年以後他離開了文學事業，他自己說文學方面我沒有發言權了，避免在文學方面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和知名度。後來所謂沈從文熱，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開始以後，他一直是在給它降溫的，一直到他去世。他晚年我們在他身邊生活，很瞭解他這些態度。
這態度既有他的一貫性，也有他我們一開始談的，1949年以後心靈上那個問題的延續。第二次文代會，毛主席接見，握著他的手問他多大年紀，說“你還不算大嘛，還可以寫幾年小說嘛”。周總理也是鼓勵他再寫小說。他有很多機會可以離開歷史博物館，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可同時，書店給他的通知：“你的書已經過時了，燒了。”臺灣也禁他的書。
這樣一些非常矛盾且很強烈的資訊一下壓到他的身上，這時他的病剛剛緩解沒多長時間，他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可以想見這種情況下，他這樣一個人會做什麼樣的選擇。他知道一些文學史，他找不到這樣的先例。他選擇還是守著自己小職員的這個生涯繼續做下去。1949年以後很多作家都是在場面上活動，而他寧願守在一個比較卑微的職務上，同時他也有意識地縮小自己在社會上的存在。
他這個選擇，從客觀來說，是對的。因為他要是寫，確實他的後果……不說文學成就會有些什麼，“文革”時候他肯定要受到更大的衝擊。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後來他自己有一個概括性的話，他說他回過頭來看，他1949年是做了一個健康的選擇。
那天，我們的採訪在中午一點半結束。所有人都錯過了午飯時間，老先生客氣地建議我們一起分享家裏最後的三袋速食麵。
同行者驚異于沈虎雛先生出乎意料的耐心健談，而我，感慨于他談論父親的那種方式，他客觀不尋常的立場，他莊正的神色，還有，他那個樸素暗色、陳設老舊的家裏居然有影印機——一切為了父親，為了《沈從文作品全集》，這是他為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
與沈先生交談會感到壓力，你不可以不準確，不可以絲毫誇張，可是同時你可以也知道什麼叫本分，什麼叫自矜，什麼叫有尊嚴。我知道在我沒有去過的湘西，沈從文先生的墓臨江而建。墓地的碑文上有這樣的題字：“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我想我看到了他的精神正在世間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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