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真：中國知識份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
2015年05月11日09:27 南方都市報
閻真，1957年生，湖南長沙人。現為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滄浪之水》、《因為女人》等。
時隔8年之後，閻真帶著他的第四部小說《活著之上》重回大眾視野。與前幾部所不同，寫作《活著之上》的閻真，既是一個客觀觀察者，又因為自己高教老師的身份而成為被觀察對象之一。高考閱卷，教授串通改卷小組，試圖為孩子增加分數；年輕女教師為了獲取職稱不惜將肚裏孩子打掉……《活著之上》一書中有太多直擊大學學術腐敗與生活潛規則的細節。而閻真也表示，自己小說中虛構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真實的創作。“還是應該寫個小說來表達這種狀態，不敢說就有多大用，但至少可以提醒一下，這不是一種好的或者說滿意的狀態。”閻真認為，一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除了活著，還有不少是“活著之上”應考慮的問題。
知識份子處在這麼一種狀態
南都：20年完成4部小說，節奏比較穩定，有人評價你這種狀態，既沒有冒進也沒有枯竭。你自己怎樣看待呢？
閻真：我自己本不是一個快節奏思維的人，同時寫作要找個比較好的話題，需要一定話題的空間。我第一部小說1996年出版，到現在已經20年了。所以說大概是6、7年一部小說，大概是這樣個節奏。
這個過程中，我寫得還是比較謹慎，我有個基本的想法，就是作家是以品質來定位自己以及地位。寫得很多，如果品質不高，那也沒有意思，也沒有讀者。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我寫作基本也是這樣的方式，要寫就認真寫一部比較好的。
寫作過程中，首先肯定要想一個好話題。因為話題一開始是比較朦朧的，我會圍繞話題的大概思想去讀些書、寫一些筆記。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形成比較穩定的想法，不敢說是思想，但有一個比較穩固的想法。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設置一些情節、故事，大概是這樣一個過程，所以這個節奏就比較慢點。
南都：《活著之上》怎樣開始寫作計畫的？
閻真：《活著之上》大概是3年前動手寫的，當時《滄浪之水》已經發表13年了，《滄浪之水》寫的也是知識份子現實生活中的關聯、選擇。
在這種選擇中間，由於社會大環境及工作單位小環境等原因，不得不向命運、環境妥協。所以我還是抱著一種同情和理解主人公池大為的態度去寫作的，這是我寫《滄浪之水》時的想法。
後來，我發現中國知識份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就是說，世俗化有不斷加強的傾向。知識份子不是從責任、良知、人格等方面去選擇自己的生活原則和態度。而是將自己的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原則。此外，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放棄了自己知識份子的身份。
我覺得這種狀態，當然首先也還是可以理解，這就是活著。他要打開更大的生存空間，例如職稱、項目、發表文章等等。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這樣的經濟方式也是一種改造力很強的生產方式和意識形態，它也是一種價值系統，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現在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相信公平和公正，比相信潛規則要少了。一件事情發生了，公平公正不能達到目的，總是覺得要通過潛規則，如請客、送禮這些東西，才能達到目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屈服於這種力量，只要在不犯法的前提下獲得自己的利益，如果知識份子全部是這種狀態，那麼整個知識份子群體就崩潰了。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樣的狀態。畢竟知識份子是讀書人，你不來堅守誰來堅守呢？你不來承擔社會正面價值的傳播，那誰來傳播呢？我覺得他們還是一種價值的制定者和傳播者。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寫小說來表達這種狀態。不敢說這個小說就有多大的用處，但是我至少可以提醒一下，知識份子現在是這樣的一種狀態，這不是一種好的狀態。
一個人、特別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價值和意義的邊界，不應該只是現世的功利。功利當然也是很重要的，這點我並不否認。但是在個人的功利之外，它還有價值和意義。
南都：其實《活著之上》寫作也蠻特別，你既是作者、觀察者一方，也是被觀察的其中一員。寫這樣的題材是否有一些掣肘？
閻真：因為我還在這個圈子裏生活，所以說我還是以一種比較平和的寫作方式去寫作，而並不是很激烈的如揭露腐敗什麼的。
有人把《活著之上》定義為揭露黑幕、腐敗的小說，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寫那些東西很平和。我覺得那些不好的事情還是在人可以理解的範圍內，重點是想寫出這個時代背景下，知識份子的生存、心理狀態。
比如別人給我打了招呼，我是個領導，那我就稍微照顧下，給這個學生一個班幹部、評點獎學金。也許別人讀到這些事情覺得不是什麼大事，但這確實影響了公平正義。其實周圍的學生都是知道的，這個學生是有領導罩著。這些學生看到也不會做聲，第一怕得罪領導、第二怕得罪這個學生，但是他們心裏就失去了對公平、正義的信仰。
書中記敍了許多看似是很小的事情，但它們的確可以動搖學生對公平正義的這樣一種信念。這些小事情人們已經司空見慣，沒有反思了，就覺得這麼回事，很正常的。但實際上這是很不正常的，它的腐蝕性很大。所以有時候是老師們“培養”學生相信潛規則而不相信這種公平正義。
其實作為老師來說，行為一定要很謹慎，學生也都很聰明。你做了，以為他們看不到？
這個社會，道德標準已經被降得太低
南都：書中記錄了一個細節，一位教授為了給兒子考大學增加分數，串通整個改卷小組改分。不少人讀完並不相信。但聽說這個故事是有原型的？
閻真：我的小說中虛構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真實的創作。這個例子具體就不好談了，但是這類事情肯定是有的，我也參加過很多年高考閱卷。這個故事背後不是一兩個人，而是有很多人都在幫這個教授做這個事。
我所謂的零距離寫作，即生活中的細節，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經歷或聽朋友說的。有時候可能是一句話而已，但是我可以把他想像為一個事件、一個章節、一個空間。
南都：小說主人公聶志遠的太太懷了寶寶，為了工作評職稱，把孩子打掉，這樣的事情也是真的？
閻真：對，這也是真的，是我朋友的女兒。就是懷孕了，結果單位要編制考評，她為了爭取這個機會，然後就把孩子打掉。她痛哭一場，然後去參加考試。結果還沒有考上，因為一年只有兩個名額。
這也說明，生活中年輕人所承受的壓力是很大的，就為了搞一個編制。感覺在現實生活中，這樣一個編制就和女孩的生命線一樣重要了。當時在車上，朋友講到幾句，我就記下來了。當然，他的女兒現在也已經懷孕生小孩了。
這些事情都是我的所見所聞或者親身經歷。我的一個研究生，從一個普通中學調到重點中學工作。剛調過去，就有很多人來求她，想把孩子搞進這所中學。他們研究生一次聚會，她沒買單，說，下次聚會我來買單，你們別小看我，我現在調到重點中學去了，下次我請你們吃香喝辣。
問題在於，她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她順口說出來，甚至一點反思都沒有。如果她還有羞恥感，那還好一些，但她就是那麼自然地說出來，我覺得這個社會就有比較大的問題，道德標準已經被人們降得太低。
南都：《活著之上》裏的兩個人物孟天舒、聶志遠相差是很大的，你是希望有一個對比？孟天舒算是反面的代表，你怎樣評價他？
閻真：孟天舒在高校裏面也算是一種正常的狀態，他沒有違規違紀，在不違規違紀的前提下，儘量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這在高校裏，這樣的情況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平常狀態了。
你抓他的辮子還抓不到。通過開學術會議接觸大人物，混個臉熟，有機會就發篇文章。所以現在的學術活動，我感覺就是，活動是主體，學術是來修飾的。
南都：有讀者說，希望在這樣一個制度下，主人公聶志遠不僅僅是一個受害者的姿態，還應該是一個反抗者的姿態。但現在的小說人物設定中，聶志遠仍處在一個曖昧與混沌的狀態中。你怎麼看待？
閻真：我真沒這樣考慮過。我還是把聶志遠放到一種糾結的狀態中，我沒有把他設定為一個英雄。因為在生活中，我也沒看到過這樣的英雄，我的小說希望保持與生活的零距離。
當然我也看到過很清高的，反正有些事情我就不做，這些老師還是有的，正常途徑爭取利益，沒有就算了，不去搞潛規則的操作。生活當中那種反抗英雄，我還沒有看到，所以我就不捏造，也就不寫了。即便我寫出來，他就是個鶴立雞群的狀態，那沒有普遍意義。沒有普遍意義，就不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鳴，我還是想寫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東西。
聶志遠這樣的狀態是最具有普遍意義的，這樣才有更大的思想、價值覆蓋的力量。
南都：設想過聶志遠會去逃避或遠離嗎？
閻真：(笑)現在在高校，一個老師的位子，是多麼的艱難才能進去，他怎麼可能會逃避，像陶淵明一樣呢？我們都是普通人，陶淵明是文化英雄，這中間還是有差距的。
但也有個別的，覺得這一套我搞不慣，就不做了。比如我之前碰到一位青島的女老師，從青島海洋大學離職。她在學校裏搞行政，不願意做這些事情，就離職了。她覺得受不了這個體制的要求，愛好自由，而她喜歡寫作，就在家裏寫作了。但是，還有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她老公能賺錢，養著她。
如果這都沒有的話，那你沒辦法，你離開了去喝西北風嗎？所以說那些很自由的選擇，不是每個人都有。為什麼在我們社會中，錢有那麼大的魅力呢？它的確可以給人帶來很多東西，這也是一方面。
剝離時代背景來談知識份子是不對的
南都：迄今為止，你的四個長篇小說寫的都是知識份子的“困境”。有的人心中的知識份子，應該是五四一代，具有獨立見解，敢為社會代言，甚至為真理獻身。那麼你心中的知識份子應該是怎樣一幅圖景？
閻真：“五四”時期確實是翻天覆地、改造世界的時代。改造世界是一個很崇高的目的。要實現這個目標，有時候甚至要付出生命，這是對社會的責任感。
但是，我們當下的時代是一個“天下太平”的時代，我們除了要把國家經濟搞好外，沒有那麼崇高的目標。完全剝離時代背景，來談知識份子是不對的。當下，知識份子太多，但反而對天下事情關注少了。或者說，他們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點頹廢、精神上沒有一個強大的支撐。這些我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樣的時代下，不愁溫飽，也沒有那麼多熱血沸騰的事情，所以這個時代知識份子更多關注自己。
但是，他們有時候沒有底線了。幾乎可以說，很多時候把底線都突破了，只要不犯法，沒有突破法律底線就行。但是良知的底線就沒有了。
南都：有人覺得《滄浪之水》、《活著之上》兩部作品有些雷同。對此，你怎麼回應？
閻真：《滄浪之水》和《活著之上》思想上肯定有一定聯繫，它們都是講知識份子，都是講知識份子的價值選擇。但是中間有不同。
第一是背景的不同。一個寫的是機關，一個寫的是學校。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思想方向的不同。《滄浪之水》的思想方向就是沿著功利主義那樣一條路走了，不沿著它走不行，沒有生存空間了，這是一個基本的價值走向。
但《活著之上》寫的是這個人雖然對這個問題很糾結，但還是堅守自己基本的東西、做人的底線。所以說，背景的不同，學校、機關可能是外在的，但思想走向的不同是最根本的。
當然，這個問題也給我一個提醒。如果下次寫，我還是要注意與以前的小說拉開距離。
南都：有人認為，書中重點基本都是落在人品質的壞。但是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一定也存在著大環境的問題吧？
閻真：當然體制對人還是有改造作用，但我覺得環境不能成為一個永恆的理由。比如說屈原假如和小人同流合污，他也可以說是環境造成的。杜甫、李白、曹雪芹每個人都可以推給環境。但這些人沒有，是真的把責任放在一切之上，將自己的一切都放開了。對世界、歷史、國家，他們都可以付出一切。
這些文化英雄就是生活中的人，完全不虛假，都是代表。像這樣的人很多，只是沒有那麼大的才華，在歷史上沒有留下那麼大的名聲。但是在每個時代都有很多，就是說這些人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他們所代表的這種價值也是真實存在的。
他們是文化英雄，一般人，包括我，都是做不到的。但我至少可以嚮往他們，知曉這樣價值的存在，有那麼高的價值在吸引著我，至少可以保證我本人做人是有底線的。別人做得那麼好，我做不到，但是我也不至於做得那麼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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