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閻真：知識份子不會完全被功利主義所牽引
南方報業網-南方週末 [微博] 馮翔 2015-03-06 10:41
[摘要]我不認為傳統道德觀念都是虛偽的和不適用的，或者說過時的。傳統文化對當代知識份子來說，仍然有思想資源的價值。
《滄浪之水》和不走彎路
湖南省作協副主席、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閻真號稱自己的新作，長篇小說《活著之上》是他這輩子要寫的“最後一本”。
閻真只寫過三部小說。寫留學的《曾在天涯》，寫女人的《因為女人》，寫官場的《滄浪之水》。主人公全是困境中的知識份子。其中，於2001年出版的《滄浪之水》，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66次。
《活著之上》的主角仍是知識份子，一個名叫聶致遠的大學教授。他的家鄉，就是《滄浪之水》主人公池大為年輕時工作過的一個縣。
池大為的人生，是一個明顯的V形。他沒有掌握權力的時候，房子沒有，職稱沒有，兒子被開水燙了沒錢治，夫妻倆跟岳母長期睡一個房間導致他陽痿……
等到他“幡然悔悟”，開始與權力同流合污，立即在官場春風得意。
《活著之上》主人公聶致遠的人生不再像池大為那樣，是一個劇烈的大V字，而是一條平穩起伏的波浪線。
沒有刻意去爭什麼，他也評上了副教授、教授；老婆沒送禮也沒被潛規則，居然也爭到了區編制。他口無遮攔、不聽招呼、放棄機會、得罪領導，居然基本沒受什麼懲罰。雖然第一流的資源輪不到他，但第二流、第三流的資源比如找工作、漲工資、評職稱，都沒有落下他一份。
絕對化，是閻真小說的一大特色。閻真的上一部小說，寫知識女性困局的《因為女人》引起巨大爭議。有批評說，他“把人的自私、欲望和無聊概括為人性”，“男人有了本事一定會出軌，女人就挺著吧”。
《活著之上》的場景是高校，書中高校裏的各類領導沒有多麼面目可憎。他們做一些有違公平的事情，如給家境富裕的學生評獎學金，指定某個家裏有背景的學生為班幹部……也都是迫於“上級指示”，“其實也很可憐的。”他自己的表述是：這不是像有些媒體報導的那樣，是一本揭露高校黑暗和腐敗的書。
《滄浪之水》和《活著之上》之間還有一個反差，就是對待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杜甫和曹雪芹這些聖賢的態度上。
在前一本書裏，閻真證明了“為什麼那些聖賢沒有幾個不是命運淒涼一生潦倒的”；在《活著之上》裏，他提倡的是那些聖賢的精神人格。
閻真沒有博客，也不用微信，但他幾乎每天都上網流覽新聞和各種評論。在《活著之上》裏，他塑造了一些怪異的文化現象，如“吃綠豆談養生”“荷花姐姐”等等。這顯然可以從普通人這些年都很熟悉的一些人和事找到原型。新聞進入文學，這些年已從余華、賈平凹等作家的嘗試中被發現是吃力不討好。張悟本與芙蓉姐姐，其實都早已退出公眾視野，閻真這部書才推出來，像是把他們改頭換面再寫一遍。
閻真對記者說：他有點恐慌。寫完《活著之上》，“一時感覺自己有點空了”。（以下為閻真自述）
知識份子不會完全被功利主義牽引
《滄浪之水》是寫體制，可能極端了一點點。體制對人進行負面的改造，以適應這種體制的要求。說實話，這種狀況今天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那麼多機關工作人員，誰敢跟領導說個“不”字？
和《滄浪之水》一樣，這部小說也是表現知識份子的價值選擇的，《滄浪之水》寫當代知識份子對現實的妥協，《活著之上》寫的是知識份子的堅守。
這兩種狀態在生活中同時存在，我的新小說之所以轉換了表現的方向，是因為我覺得，一個知識份子不會完全被功利主義所牽引。
生活是複雜的，人也是複雜的，我們很難去用一個概念去概括人和生活的多樣性、複雜性。聶致遠不是文化英雄，而是一個平凡的知識份子，他有他的堅守，也有他的猶豫。
我個人跟十多年前比，平和了一點，沒有那麼極端了，會承認人性在生存意義上的合理性。人是一個活生生存在的人，他有個人的欲望、想法，也能理解。
這部小說主人公的命運不像《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那麼波瀾起伏，也是受現實生活的制約的：高校教師的生存狀態本身就是比較平穩的波浪線。當代表現高校生活的小說不少，但大多數在我看來都過於追求戲劇化了。
我沒有把領導說得很壞，因為的確不是那麼回事。在社會上某些人的觀念中，“領導”已經被概念化，漫畫化，甚至汙名化，這不是生活的真實，至少不是當代高校生活的真實。
這些高校領導，真的都是普通人，也都要為自己的利益考慮，所以才在搞課題、評職稱、爭取學術地位這些麻煩的事情上下工夫。
《因為女人》表現的是生活比較負面的局部，也是一種有相當普遍意義的局部。小說中的男性都是比較負面的形象。這是由我的小說想表達的主旨所決定的。就像魯迅筆下的中國人，都是麻木愚昧的灰色人物，只能代表他對生活的觀察，而不能說是中國人的總體面貌。應該說，相對而言，高校的人文環境還是比較寬鬆的，官本位雖然起著很大的作用，但還是要受學術標準的制約，這就為知識份子的自由人格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這就是為什麼，聶致遠還能夠憑著自己在學術上的努力，獲得開拓自己生存空間的機會。我本人是這種狀態，還有不少同事，也處於這種狀態。
我們都是凡人
作家跟記者的身份是有很大區別的。作為一個作家，我從來不追求新聞性。一個作家追求新聞性，那是他揚短避長，自我局限。我把那些事情寫到小說中，為的是表現人們價值觀的扭曲，以及這種扭曲對知識份子的影響，這跟我想表現的思想是吻合的。我很願意從新聞中得到啟發，第一是故事性的啟發，第二是思想性的啟發。新聞能夠幫助我更準確地把握當代社會的精神狀態。
寫張悟本、芙蓉姐姐，我是從與新聞不同的角度或層面去寫的。我不是要去批判他們，而是借這些事情來展示社會價值觀的混亂。現在文學裏寫的情節，哪一件事讀者沒看到過？尤其是寫當代生活的小說。比如莫言的《蛙》，你說他每個情節都是新穎的？他寫計劃生育，那些故事細節，都是報紙上看了幾百遍的東西了，這並不局限他的創造性。
我不認為傳統道德觀念都是虛偽的和不適用的，或者說過時的。傳統文化對當代知識份子來說，仍然有思想資源的價值。當然傳統又是複雜的，多樣的，負面的因素也不少。但我認為，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還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像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杜甫和曹雪芹等等文化英雄，他們用自己的血淚人生以至生命，證明了比自我生存更高的價值和意義的真實存在，這就是《活著之上》的價值和意義。
那些古代的聖賢在今天也要付出代價。我們都是凡人，學不了聖賢。但是，他們的精神，還是可以對我們形成一種精神上的感召，保證我們做人還有一個底線，不去做很壞的事。這種可能還是存在的。《滄浪之水》裏就非常絕對化，你不向權力靠近，活都活不下去。我只能說：機關和學校還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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