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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死很幸福 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

2012年04月06日 13:39
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作者:吳虹飛

1970年,章詒和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監獄裏蹲了10年,從28歲到38歲。出獄後噩夢十載。白天奔波勞碌,夜晚被人追逐殘害。夢中驚魂不定,醒後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藥也是無效。”

歲月的刀劍從她年輕而充沛的身體穿過,留下了看不見的洞缺。她的私人記憶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洶湧的已經不再鮮活,而猙獰的依舊觸目驚心。

她的眾多作品中,最富盛名的當屬《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這些沉痛之作,記錄了一個時代的人,也記錄了他們的光鮮與屈辱、閃耀與消亡。

什麼叫“文字”,讀一讀章詒和就知道了。作家畢飛宇說。

“《往事並不如煙》我讀過不下3遍,起碼買過10本,推薦給不同的人看。”畢飛宇從未見過章詒和,他說,“我能夠肯定的只有一點,《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書寫者,才華橫溢、功力深厚、目光深沉,這樣的人不可能被一種叫‘小說’的東西難倒。”

他認為,“她的老底子很硬掙,我們這一代的作家比不了的。其實我更願意用一句老話來談論這個問題,‘腹有詩書氣自華’,章詒和的文字就是那種‘氣自華’的文字,靠抖機靈一輩子也學不來的。“

賀衛方也讚譽章詒和的作品,“在漢語世界裏樹立了一種獨特的文學風格。”

有人說她筆下有怨氣。曾有署名“田繼賢”的文章如此說:章詒和女士似乎僅僅只是沉浸在自己對歷史的怨憤之中,卻不願意以更博大的胸懷,理解歷史。

而她的行文鋒利,往往帶著一股“癡氣”,像是習武之人的“大力金剛”。

她撰文直指當年黃苗子告密,馮亦代臥底,又炮轟梅葆玖“大師”之名,引起軒然大波。

翻譯家藍英年說:“文革期間她被投入監獄……我沒有過她那樣的經歷,但對她的經歷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經歷。我的經歷乘上幾倍便是她的經歷。”

痛是她自己的,別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她開列了10個女囚名單,打算以她們為原型,寫10個故事,也就是10個中篇小說。至今她們可能活著,也可能自殺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寫成小說。”

“《楊氏女》寫通姦殺人,再下一本書叫《鄒氏女》,再下一本書叫《吳氏女》,都是通姦殺人,我最後會講一個中國關於性問題,我會很好地講,因為我一直在落淚,我在監獄裏面和她們生活了10年。我覺得中國的性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她說,自己從不考慮書是否查禁、是否暢銷。把4本小說寫完之後,會重返民國,首先是寫民國的伶人,會寫戲班、男旦,之後重返散文。

對她而言,寫作已經是最大的欲望。除此之外,人活著的最大的樂趣就是,“有事可做,有飯可吃,還有幾個朋友。事,有意義又有興趣的事。飯,是好吃的家常飯。友,是過心的朋友。”關於生死,她說得乾脆俐落,輕描淡寫:“死亡是生命的最後形式,等我把所有該寫的都寫完,我會自覺尋死。沒有墓誌銘。”



名門之後

章詒和說,影響她一生最大的是她的父親章伯鈞。

章伯鈞早年就讀于柏林大學哲學系,對於德文版的《資本論》頗有心得。1923年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回國後參與北伐、南昌起義,1927年底,脫離中國共產黨。1941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

1942年,章詒和生於重慶。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鈞同沈鈞儒等人轉移至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和與中共的合作,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伯鈞任主席。1957年反右之時,他被劃為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5歲的章詒和隨父親旅居香港,就讀于培正小學。當時戰局尚未明朗,而香港相對平穩的環境,足使年幼的她免受戰亂之苦。

章伯鈞交遊甚廣,往來皆是名望之士。章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雖不明就裏,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馬來的燕窩大王曾送給父親兩大口袋燕窩。回國後我爸忙,我媽也忙,誰都顧不上吃,一直擱在堆放雜物的房間裏。”幾十年後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裏如是寫道。

1948年,國民黨漸落下風。章伯鈞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鈞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舉家遷至北京,住在東吉祥胡同10號——在這裏,章詒和從少不經事,直至捲入大時代洪流,見證了整整一代知識份子的命運與沉浮。

章伯鈞算是建國功臣,回國後受到重任,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給別克小汽車、警衛、保姆、廚師。進門是闊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聯、花壇、魚缸及樹木。八盆臘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開,枝幹遒桀、縱橫有致,足以入畫——送花者是梅蘭芳。

由於章伯鈞民主黨派人士的身份,“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麵包黃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飯,下午一道西式紅茶配甜點。

章伯鈞夫婦為人慷慨大度,酷愛文雅之事。章伯鈞生平大量收集字畫古玩,閒時或翻閱古籍,或看原版黑格爾。到1966年,他所藏字畫達七千件,古籍20萬卷,另有非常豐富的近代史資料和外文書。足夠開個陳列館了。

除了詩書文墨,章伯鈞還愛花。幾十年後,章詒和在文章裏寫:“父親喜花草樹木,庭院裏養的花木數也數不清,說四季有花香,是一點不為過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個大問題。為此,父親在西跨院修了個花房,把嬌嫩的花木集中到這裏。”

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寫得一手漂亮書法,周恩來有所耳聞,曾點名她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題字設計。章伯鈞時常在家開會待客,史良、沈鈞儒、儲安平、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以及柳亞子、齊白石、梅蘭芳、馬連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鈞夫婦並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貴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窯瓷器,茶點精細,而章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後面偷看偷聽。在這個屏障背後,她看到了史良的風情之美,儲安平俊秀的側面,羅隆基的風度翩翩,這些知識份子或優雅高貴,或狷介風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縫隙,投射在她的心牆之上。

當時章伯鈞夫婦的收入不低,但為人大方,時常接濟朋友親戚,而自身所用節儉,生平最大花銷,無非兩樣:收藏字畫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一次待客之後,隔日史良派人送來兩打簇新毛巾——她在章家做客時,看見衛生間裏的毛巾已經形如帶魚,遂送來新的,敦促更換——“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

北大教授孔慶東曾對章詒和所憶敘的生活方式大加抨擊:“……我們家毛巾是工廠發的,是社會主義給的福利品,一年發兩條毛巾,我爸發兩條,我媽發兩條。而他說毛巾要天天換,不然過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單是每天一換,洗的很白。書裏邊讚美很多東西,都是不自覺流露出來,在我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山雨襲來

1957年,反右開始。

這一年章詒和15歲,在北師大附屬女中念初三。讀過不少詩書,見過不少名士,對於人情冷暖、時局善惡也開始略有感觸。

章伯鈞自建國後一直擔任《光明日報》社社長。起初滿胸抱負,冀望將《光明日報》辦成民主黨派監督性質的報紙,後因政局所致,無法大施拳腳,日漸疏懶下來。

整風運動和“鳴放”開始後,章伯鈞一潭死水又被吹起,拉來九三學社的儲安平,齊力對《光明日報》進行整版改革,發表了一系列轟動效應的社論,甚至與《人民日報》唱對臺戲。此時時局已悄然轉變,由整風變為反右,儲安平迎面撞槍,發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此文一出,舉國譁然。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毛澤東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號令。章伯鈞、儲安平、羅隆基應聲落馬,成為當時的頭號大右派。

章伯鈞夫婦被撤職,行政降級,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一家人生活尚無憂慮。

但人情冷暖已盡然顯現。樹倒猢猻散,昔日高朋滿座,此時早已避而不見。

章伯鈞無事可做,內心苦悶,終於一天突發奇想,立意要章詒和學習文墨書畫。正是這一決定,使得章詒和結識了真正的前朝遺貴,張伯駒夫婦。章詒和師從張伯駒夫人潘素,學習國畫。章家與張家至此結為淡如水而又濃于血的君子之交。

張伯駒閑雲野鶴式的名士做派,潘素面慈心善的待人接物,成為章詒和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而不久之後,康有為之女康同璧,不避時局,主動結識章伯鈞,也使得康章兩家結成長達數十年的善緣。

章詒和原本立志於考入北大歷史系,由於出身問題,只能考中國戲曲研究院戲曲文學系,因為在日記中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遭人發現,得罪了江青,1963年分配到四川省川劇團藝術室工作。

文革開始後,昔日的右派遭到批鬥、抄家。章伯鈞一家被抄得只剩下腳底的地板和頭頂上的天花板。之後,紅衛兵仍頻繁上門。

“……我家經過無數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類……看見我們的手腕上還有表。於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親送給母親的‘摩凡陀’、送給姐姐的‘勞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歐米茄’。他們走後,母親發現晚飯後放在桌上的一塊冰糖,也被紅衛兵‘洗’了……”

為了保護女兒,章伯鈞夫婦決定委託康同璧收留章詒和。康同璧及女兒羅儀鳳欣然應允。

在康家,章詒和見識到真正的貴族生活和貴族品格,以及在大時代之下,這一群人的抵抗、堅守和掙扎。

這些記憶在章詒和的心中一生不滅。

被批鬥的知識份子慘死屢見不鮮,自殺也已經司空見慣。張伯駒夫婦也遭到批鬥,儲安平留下遺書,下落不明。而在康同璧的堅持和安排之下,章伯鈞在康家與被批鬥至重傷的摯友章乃器見了人生中最後一面。

鋃鐺入獄

1968年,開始抓“現行反革命”。章詒和被勒令回到成都原單位。她知道前路危機重重。回到成都,遭到批鬥和審判。1969年5月,父親去世,章詒和未能見上父親最後一面。8月,康同璧去世,章詒和也未能見上一面。

1970年,章詒和被判“現行反革命”。在獄中,章詒和學會了罵人、打架、偷東西。因為要生存。“打架罵人,是犯人之間流通的公共語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樣用拳頭撕扯扭打;像老潑婦那樣當眾駡街。偷,專偷吃的,是因為餓。餓是什麼?是一種關乎生命的本質性痛苦。說句不好聽的,除了廁所裏撈出來的,不吃,我什麼都吃。”

她看到無數年輕女囚的旺盛求生欲,善良懵懂的本性,同性群體裏滋生的爭鬥、互陷、愛欲和憎恨,以及在厚重高牆之下綿延不斷的絕望。

她曾經接受管教幹事派下的任務,和其他幾個罪犯一起監聽記錄一名女囚的反革命言論,以此立功減刑。任務完成後,女犯被判槍決。但她不原諒自己,自判有罪,感覺自己正在變成最醜惡的人。

1979年5月,在監獄外等候了十載、剛結婚半年的男人突發胰腺炎去世,就死在章詒和懷裏。同年秋天,章詒和平反出獄。她已經不太會與人交流。回到北京,母親設席慶賀,親朋好友都來了,在王府井東來順,章詒和一言不發,獨自吃完6盤羊肉片。

女囚的故事

“我要寫女囚的故事,這個心思在1979年就定下了。”那時,章詒和剛從四川返回北京,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報到。拿到借書證,就去圖書館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說《不幸的一群》,看罷慟哭。“那時母親健在,她抱著我,我不敢講。她的心早已破碎。”

“散文不用設置人物關係,而小說人物關係的設置就至關重要。散文裏,自己想說什麼說什麼;在小說裏,主觀情感不可投入過多。一切都不熟悉,一切均需從頭學起。”將真實的犯罪故事一點一點鋪筆寫來,情節、框架、起始、收場,她感覺寫小說“很吃力”。

劉氏女殺夫的故事,章詒和講過給吳祖光聽,吳祖光激動得在客廳裏走來走去。其實,後來她還講給“臥底”馮亦代聽。馮亦代聽罷回家,3日後打來電話,說:“兩晚沒睡好,小愚,你寫出來吧!多麼好的小說,也是一部電影。”章詒和說,自己會說,但不會寫。馮亦代說:“你會寫好的,如有不足,我來幫你。”

她認為自己講的女囚故事,都屬於這個範圍——“是一群向男人施展魔力的美麗女人:淫蕩、放肆、輕佻和兇殘,像嫉妒的妖精、復仇的狐狸、纏人無數的蛇蠍,以及受人厭恨的同性戀等。她們最後大多是不堪收拾的下場。在正經人眼裏,我寫的都屬於鬼怪類人物。”

“有些東西不可逼視,它的名字叫醜惡。但是,請不要忘記,在世界文學史上,這種‘醜惡’能成為美麗的花朵。”

她以為:現代色情“表演”其惡劣性、極端性遠遠超過了從前。“無需舉例,打開每天的報紙,你就自然明瞭。我們只是個表面上的現代國家,審美意識上的精神分裂症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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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週刊:在經歷了如此多的風雨之後,死亡對您意味著什麼?

章詒和:死是生的一部分,寫完就去死,死很幸福!我好到天堂見父母,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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