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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人間失格》:“無賴派”文學的絕響

人間失格

  《人間失格》(又名《喪失為人的資格》)日本著名小説家太宰治最具影響力的小説作品,發表于1948年,是一部自傳體的小説。

  “無論身逢亂世還是太平年間,最大的兵荒馬亂到底都是幻滅。”不自殺、不發瘋、不絕望,繼續與生活作鬥爭,未免太痛苦;如果能當個利己主義者,自以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從未懷疑過自己,那倒也輕松了——但這二者太宰治和《人間失格》的主人公大庭葉藏都做不到。所以他們只好問:不抵抗是罪麼?

  對現實無力也無心調和,這是他的懦弱,也是他的驕傲

  加繆曾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

  然死生之事,于作家亦莫大焉。想象這樣一個作家,一生以毀減生命為志業,從二十歲起五度自殺,終于在四十歲前了結生命;想象這樣一個作家,畢生的寫作都是以自身為藍本,自傳體式的回憶貫串文本;想象這樣一個作家,生前毀譽參半,死去近六十年還被不斷追憶,連忌日都成為節日…… 他就是太宰治,日本無賴派大師,在日本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列戰後文學的巔峰人物。

  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1909年出生于日本青森縣北津輕郡貴族家庭。1935年以《醜角之舞》初登文壇,短篇《逆行》入圍芥川獎,後來繼續出版不少作品集,尤以晚期的《斜陽》與《人間失格》為人稱道。 日本一向有“私小説” 傳統,縱觀太宰治的重要作品,無論短篇如《東京八景》、《小醜之花》還是長篇如《晚年》、《斜陽》、《人間失格》等,都是對自我生活的寫照,主題也頗多重合,大多一個落魄主人公的毀滅之路,職業也往往是作家或者畫家,連自殺的地點時間原由往往也與他親身經歷重疊。按照伊藤整和平野謙1945年對“私小説”的分類:表達“生存的危機”感的是破滅型;克服“生存的危機和破滅”是調和型。雖然太宰治未必認可“私小説”以及其分類,但從風格上説太宰治無疑屬于前者,對現實無力也無心調和,這是他的懦弱。拒絕一切妥協,也是他的驕傲。

  懦夫連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會受傷

  太宰治最重要的小説是遺作《人間失格》,此書完成,他旋即投水,可算是天鵝之作,蘊藏了他一生的遭遇與映射。“人間”這個名詞,在日語是與“人”同義,不具“社會”等含義,所以“人間失格”的意思就是“喪失做人資格的人”。全書共分序曲、後記以及三篇手札構成,典型的太宰治式套匣式結構。書中主角大庭葉藏自認天生是個“邊緣人”,曾經積極參加非法社團,後來因為與女人相攜自殺時,女方身亡而他獲救,被以教唆殺人的罪名暫入獄。結婚後,純潔的妻子遭到玷污讓他徹底崩潰,最後大庭葉藏這個喪失為人資格的人完全憑感情行事,一步步由病弱,無力走向墮落的人生。日本評論家解《人間失格》是“太宰治只為自己寫作的作品,內在真實的內容自敘體”。

  無論身逢亂世還是太平年間,最大的兵荒馬亂到底都是幻滅。“人為戀愛與革命而生”,這是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陽》的主人公和子的觀點,而太宰治身歷過革命的失敗與愛情的淪陷之後,倘若不能犬儒,即使他熟讀《聖經》也難覓歸宿,那麼虛無是唯一減緩痛苦之道。尼採強調寧願追求虛無也不可無所追求,從某種意義上分類尼採屬于 “強”的虛無主義者,表現是強者,但是太宰治是“弱”的虛無主義,表現是懦夫——這裏的強與弱,只是一種浮在存在之上的姿態,本質上到底還是一致。由此,太宰治的小説往往刻意表現一種懦弱美學,《人間失格》裏説:“懦夫連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會受傷。”所以不僅沒有勇氣奮起抗爭,而且連幸福,愛情也不明所以,往往承受不起,《人間失格》主人公每日自責“茍活著就是罪惡的種子!我的不幸,是無力拒絕他人的不幸。一旦拒絕,不論對方或是自己心裏,永遠都有一道無法彌補的白色裂痕。我被這樣的恐懼脅迫著。問問老天:不抵抗是罪嗎”,最後靈肉一起湮滅。因為不抵抗之罪,所以失去為人資格,這不抵抗之罪其實也正是驕傲:拒絕一切形式的妥協,以放棄抵抗來表示自己的立場。

  我們心中或明或暗,都存有懦弱的一塊,被他無聲侵襲,無從回避

  無賴派文學,靈魂憔悴破敗之音。顧名思義,無賴派文學在日本主要是指以自謔的態度來表現戰後日本戰敗社會與現代人精神與感官世界的雙重委靡,疏遠于主流之外,以頹廢抵抗社會化,現代人身陷其中而又難以脫離的異化被一再抵制,由此 “無賴派”對戰後日本文學的影響深遠。太宰治在《東京八景》中有段話很形象地表明了無賴人的無奈境地,“我是無知驕傲的無賴漢,也是白癡下等狡猾的好色男,偽裝天才的欺詐師,過著奢華的生活,一缺錢就揚言自殺,驚嚇鄉下的親人。像貓狗一樣虐待賢淑的妻子,最後將她趕出。” “我深刻體會到,像野獸的,並不只有所謂的軍閥。那並不拘限于日本人,而是人類一個大問題。”(《貨幣》)當社會已經成為一種懲罰與訓誡的嚴密組織時候,太宰治的主人公往往表現出很強的邊緣性人格障礙,厭倦社會,太宰治書中主人公或者説他自己往往對社會的格格不入, “不合法,對我來説有點好玩。説得更明白點,這讓我心情大好。世界上所謂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人間失格》);同時又因無力反抗而厭倦自我,最終生命在自我沉淪與放逐中跌入毀減滅絕。

  對于太宰治作品的評價,爭議往往很大,愛者眾多不假,詆毀者也不少,其中三島由紀夫或許是最為嚴重的,批評太宰治“氣弱”,人也很討厭。但是他後來卻在文章中分析説討厭看太宰的作品,也許恐怕是因為他暴露了自己所不願意暴露的心情所致。其實,即使三島不説,當時也有人注意他們風格存在內在的一致性,三島看見太宰治的不安,或許是一種類似從鏡中看到另一個我的緣故。還是奧野健男説得最為切題, “無論是喜歡太宰治還是討厭他,是肯定他還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總擁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太宰筆下生動的描繪都會直逼讀者的靈魂,讓人無法逃脫。” 因為,我們心中或明或暗,都存有懦弱的一塊,被他無聲地侵襲,無從回避。

  不像大師般俯瞰眾生,太宰治對人間的凝視常含情意,連諷刺也寄予溫煦

  因為太宰治一生多次自殺,所以在他最後一次也就是第五次自殺之前的失蹤,6月15日的《朝日新聞》還登載了一則小新聞《太宰治先生出走了嗎?》。6月19日,太宰治投水離世,因為這天也是他三十九歲生日,所以在這天日本被稱為“櫻桃忌”,語出太宰治晚年作品《櫻桃》。

  日本人認為生如櫻花,在絢爛的巔峰迅速凋謝是具有非常美學意蘊,畫家古賀香江直接説 “再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死就是生!”,所以日本現代文人多有自戕之舉,太宰治之外,北村透谷,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牧野信一,三島由紀夫等等均是此輩中人。自殺的作家中,深究個中原因,恐怕除了文化之外,有太多傷痕是歷史生生割出的。昭和時期的文豪自殺頗多,因為激蕩而新舊變遷,昭和時代對于作家來説委實痛苦,日本一百年來“超克”與現代化之衝突更讓人困惑。大宰治作為戰後崛起的作家,以昭和十二年為界,戰前戰後的變故足以摧毀太多東西,他大學時代就對運動抱有極大熱情,之後經歷運動被鎮壓,日本戰敗,日本文明的瓦解,國家被迫轉型……這些動蕩雖然在他小説中著墨不多,但是對于生命信仰的破壞卻是致命的。從個人來説,從小缺乏家庭關懷,生性敏感,神經纖弱,厭惡家庭卻一生都在經濟上難以脫離家庭支持,這些都最終促使他徹底走向虛無。

  小川洋子認為作家必然是站在生者與死者的界限,視角往往是已死之人,太宰治亦然。但和其他大師好作上帝視角俯瞰眾生不同,太宰治對人間的凝視常含情意,連諷刺以及憎恨往往亦寄予溫煦。所以他的文風多情懷舊處不讓女子——對于諸多的美好,海角的花朵,裸泳的少女,奔走的美樂斯,庭院中的灌木,地上的日影,于他都不是不能欣賞呵。因為懦弱,所以逃避生命,以不抵抗在最黑暗的沉淪中生出驕傲,因為驕傲,所以不選擇生,所以拒斥粗鄙的樂觀主義。或許正如他在寫到的古希臘詩人薩福一般:“以為縱身躍下山崖,就可以忘記思念”,靈魂破碎之後,我們在歌舞喧嘩中繼續茍且,他選擇死亡,誰更好一點,只有上帝知道。 (漁夫和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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