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公知這個標籤，我不追求也不抵抗
2014年12月09日09:09 新京報
劉瑜，1975年出生，政治學者，代表作有小說《餘歡》，時評集《民主的細節》等。
2010年8月，劉瑜從英國回到中國。她辭去了劍橋大學的教職，進入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政治系任教。即使人在國外時，劉瑜也是國內公共領域最重要的聲音之一。她的《民主的細節》，上市不到一個月就加印，年底入選各大好書榜、暢銷榜。
談學術寫作
好的學術作品像偵探小說
新京報：你最近暫停了專欄寫作，出於怎樣的考慮？
劉瑜：專欄這個形式對於我想表達的東西有一定的束縛，所以就停掉了。我最近在寫論文，主題是第三波民主化。關於民主化的動力和發生方式很多人在談，但是關於民主化的後果和績效，談的人比較少。我覺得這個題材不是你一拍腦袋，或者基於個人的價值判斷，就能得到一個有說服力的、客觀性的看法，需要做一些研究，所以學術論文是一個更好的寫作形式。
新京報：但是這可能意味著閱讀門檻的提高，很多人對於公共知識份子會有一個啟蒙大眾的期待，你怎麼看待公知這個身份？
劉瑜：這是別人貼給我的標籤，我不會主動去追求，但是別人貼給我，我也不會特別奮力地去抵抗，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對我來說，只在乎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搞清楚。不管是公共知識份子，學者還是文藝青年，這些身份都不重要。而且我覺得“啟蒙”，或者說對讀者有所啟發，這不是寫作人的目的，這只是一個效果。說服人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說清楚。
新京報：大家通常會覺得學術論文比較枯燥，你如何避免這個狀況？
劉瑜：論文也可以寫得非常好看，像法蘭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好的學術作品像偵探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原理是一樣的——作者提出懸念，拋出線索，誘導讀者深入，然後又用新出現的論據給它打上問號，直到最後的解釋浮出水面。我不會刻意追求某種寫作風格，重要的是把一個事情說清楚。
新京報：但是學術寫作的一些特殊要求和規範天然就會拒絕很多讀者。
劉瑜：不是所有寫作都以受眾最廣為目的。有人會把學術規範理解為對閱讀造成障礙，但我認為正是這些規範提高交流的效率。如果看非學術著作，一些作者表面上在談同一個概念，但其實他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甚至是雞同鴨講。但是在學術寫作中，當談到民主的時候，作者會給出定義。也許我不同意你的定義，但是我知道你的出發點在哪里。反而是這些囉嗦和規範，讓交流更有效。
新京報：你現在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看你之前的文章，寫專欄的時候好像很焦慮？
劉瑜：任何作家如果對自己有一個比較高的要求，在寫作中都會焦慮，但也有充滿樂趣的一面。能夠不斷地對自己好奇的東西有新的發現，這是寫作能帶來的最大樂趣。這也是一個自我啟蒙的過程，比如寫《民主的細節》，我自己學到很多東西。
談小說寫作
未來想寫政治小說
新京報：你最近寫了一個小說《哦，乖》，講一個秘書為了升遷掙扎的故事，這是怎樣的契機？
劉瑜：徹底忘了為什麼要寫。好像是哺乳期，當時寫不了任何學術性的東西，專欄也都停掉了，閑得無聊，就讀了不少小說。讀的過程中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一個，就動筆了。
新京報：聽上去小說寫作像是學術生活的一個調劑？
劉瑜：調劑這個詞不太嚴肅，只能說寫小說的這個自我現在處在一個休眠狀態。寫小說需要達到一個作家的狀態，要在生活中不斷地觀察，具備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我現在每天都在閱讀學術文章，沒有這個寫作狀態。但以後肯定還會寫，不過沒有具體的日程安排。
新京報：如果再寫小說，主題會是什麼？
劉瑜：可能會寫政治小說吧，這是我目前的一個想法。這和我的專業興趣有關，我眼裏的世界很難擺脫政治這個維度。我希望能寫一本反烏托邦政治小說。或許等到某個階段，60歲以後，再寫一本關於私生活的，純感受型的小說，也有這個可能。
新京報：很多讀者喜歡《余歡》，你還會再寫類似的愛情小說嗎？
劉瑜：其實對於《餘歡》的出版，我有些後悔。我回國以後，不斷有出版社找我重新出版，都被我拒絕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小女孩無病呻吟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價值。當然對我個人來說，是一些感受的總結，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但是不太合乎我現在的狀態和心情。女孩在年輕的時候，喜歡寫作愛情題材很正常。但是現在愛情故事完全不在我的寫作興趣範圍之中。
談女性寫作
好的作家是中性的
新京報：你覺得有沒有所謂的女性視角，或者女性作家在寫作中有什麼特點？
劉瑜：我沒有特別地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覺得人性的視角比女性的視角重要。比如依法治國有沒有落實，言論權利的邊界何在，女性看或者男性看會有什麼不同嗎？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對錯的判斷不會因為性別就有所區別。
新京報：但是有些人會覺得女性寫作可能更加感性，而男性更加理性，這是一種偏見嗎？
劉瑜：我覺得好的作家是中性的。性別在生理上是一個二分的概念，一個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但是在心理和精神的角度，我認為性別是一個連續譜，沒有一個人是純粹的女人或純粹的男人。一個好的作家應當把男性和女性的維度都表現出來。像是特別直覺性的，感受性的，有憐憫心的，對細節的觀察，這是在女性身上看到的優點。而男性維度，傾向於更理性，更有邏輯，更抽象，這些不同的維度其實可以結合在同一個作家身上。
新京報：相較于男性作家，人們可能對女性作家的私生活更加關注，你有過這樣的困擾嗎？
劉瑜：是，不過目前我不喜歡那樣的狀態，以至於對《送你一顆子彈》這本書的出版都有些後悔。那是我2004-2008年左右博客文章的結集，當時博客寫作就是講私生活的嘛，我今天吃了什麼，看了什麼電影，去哪兒旅遊，都是一些個人的瑣事和感觸。因為一些機緣巧合，出版成書了。我沒有想到之後會有那麼多人讀，甚至喜歡。現在看來，其實不過是個人生活的痕跡，沒什麼意思。所以2010年以後，當我有了所謂的名氣之後，對於把自己私生活的一面發佈到任何公共平臺上就越來越謹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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