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童”錢鍾書的“淺薄”與深沉
2015年01月19日09:10 南方都市報
谷卿 在讀博士生 廣州
大體而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屬於“文學與思想的時代”，新世紀以來十數年則是“史學與知識的時代”。當知識人道德情感不能激發噴薄、參與政治的熱情與希望趨於泯滅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力格局也由之翻轉，全民之學術偶像更因此變換，從當年的錢鍾書熱到時下尤熾的陳寅恪熱，似能稍顯就中之變。
錢鍾書之淹貫西中，最集中地體現在《談藝錄》與《管錐編》二書間，其於集部注目最多，劄記雖顯得餖飣瑣屑，卻頗有運用文學理論的意識，學者陸揚稱其論述方式“實西學流毒”，非無道理；至於陳寅恪，前不久過世的劉浦江教授曾引王季思評曰：“考核精嚴，論證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瑣；識解超卓，迥異時流，而不免偏於保守；緬懷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於感傷。”是論可謂恰切。與錢鍾書相比，陳寅恪“史”氣十足，考訂箋證往往流於瑣屑，未免沾染漢學細碎之弊。同為20世紀的史學大師，錢穆就對陳寅恪有過微詞，他在給余英時的信中認為陳為文大不如王國維：“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至於弟子余英時對陳的偏愛，作為老師的錢穆也是很不以為然的。
有趣的是，在汪榮祖新著《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中，也有幾段記述了錢與陳的關係和錢對陳的評價。汪榮祖以為陳寅恪“以詩證史，介於文史之間”，錢鍾書則稱其“混文于史，實有違文學意趣處，其讀《會真記》以自傳考論之，尤違文學基本理論所謂fictionality。”這段說辭甚可玩味，也能一窺錢陳治學理路的區隔。在汪榮祖看來，二人學問之別，實淵源自生活環境、精神心理之別，而“生活環境”、“精神心理”之特殊性，也是《槐聚心史》寫錢鍾書所欲處處表現的關鍵。
書中第一章“自我意識”摘引不少西人哲語，以指出錢鍾書的自我意識與其建立在語言文字上的理論世界密不可分，尤有意思的提法是將其“理論世界”視為一種文本，“生活世界”是文本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文本的“語境”。在此基礎上，汪榮祖重新闡釋了錢鍾書的童年生活與環境對他驚人的語文能力的形成是如何施以影響的。我曾談到，錢鍾書的早慧、頑皮、狡黠和通脫，其實阻礙了他進一步地“深刻下去”，陳寅恪悲觀、矛盾的性情則使其作品天然地具有一種“歷史性”和“崇高感”。汪榮祖在《槐聚心史》裏，亦指出錢鍾書引經據典借古諷今的筆法往往是其頑童心態的流露，這種幽默是為了解除自我與外界的“緊張感”，而錢父基博先生早在錢鍾書十歲時就指責這個愛發議論、好臧否人物的兒子“淺薄”，告誡其“善自蘊蓄”。錢鍾書以知識為樂事，為讀書而讀書，不及旁顧，與傳統知識人概念中“載道”、“寄託”時相齟齬，因此他們父子二人志趣之異也隨著錢鍾書學問的精進、性格的完全而日漸增大。
民國時期有不少明星級別的“夫妻檔”，錢鍾書與楊絳這對文學伴侶就頗為人們熟知和稱道，汪榮祖在寫他們一家三口的情感與生活時，特意強調三人性格的特殊性和人格的獨立性，雲“錢楊文學因緣幾臻化境，主要由於性情上的互補，心理上的平衡，人格上的相敬，以及品位上的契合”。錢楊一家三口的“三位一體”，更像一種朋友的關係，錢鍾書生活的時代，即便是一個身份極為普通的人，也能因時局的變動、潮流的裹挾而感知人生的百般況味，敏感細膩如錢鍾書，對世態人情則更有非同尋常的體味，因常以一種被動的態度處世，亦少知交，而情感之投入、傾瀉，則完全內向入家庭。可以說，錢鍾書越是短於交接，越是珍視與妻子之間的“友誼”；越是在與妻子的生活中得到來自親人、情人、朋友等各種層面的滿足，越是無意作外向的無謂應酬。
錢鍾書不善交際，卻極通世故，深刻或曰“尖刻”異常，他談論世情史事、人性心理，往往鞭辟入裏、一針見血，能發前人所未見，這點是許多人所不能理解者。其實，學問與人生均有“歸納”與“演繹”二途，一般人大都能從萬事萬物中總結道理，漸積經驗、漸開智慧，也有一部分人素來即抱持有一些先驗的想法與觀念，即逢即證，遂臻通達廣大。錢鍾書便屬於後者，他的唯一一部小說《圍城》，在他的學藝人生中如空中兀然飛來，既無前承也無後續，蓋非次第積累始成，乃是直書見聞與素所感想也。汪榮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般揚善隱惡，往往忽視人性陰暗險惡，《圍城》則深察人性之複雜，足具揭惡之“現代性”。錢鍾書的冷峻和智慧，確使他有能力來寫出現代中國社會的一部分群像，但《圍城》的文學意義可能要遠遜于它的文化意義，我甚至以為，錢鍾書的《圍城》極似韓寒的《後會無期》：前者作為一種小說，並無小說該有的語言形式，各式人物話語出於一口，整本書更似一堆精緻比喻的彙集，後者亦非由電影語言敍述而成，僅以韓寒式的調笑和段子勉強整合。
最令錢鍾書這個無心於世事的“單幹戶”感到無奈的是，1949年後的“繼續革命”、“深入革命”使他難以如願一意讀書，單純如錢楊夫婦，亦被捲入所謂“清華間諜案”，又被迫參與“改造”、“洗澡”，經歷“反右”、“文革”。所幸錢鍾書性命無虞，又且留下數卷本《管錐編》，所謂“發憤著書”，大抵如此，汪榮祖認為這便是一種對於“憂患的補償”。馮友蘭曾稱自己在“文革”間所寫文字為“閏期”作品，這些雖是不宜簡單以真假論之的“可貴的偽材料”，但相比錢鍾書彼時撰述，自有管華之分。
《槐聚心史》以入編“華人的人觀與我觀”系列心理學叢書出版，故不得不多費口舌談議錢鍾書之“心理世界”，強論“自我”、“本我”、“超我”，這既是此書特點，視為蛇足亦可。錢鍾書謂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logic不同，盲目效法雖多智慧，然少情感，《槐聚心史》這種“有方法的寫作”則似與此言成一“烏龍”矣。
文章網址～
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5-01-19/0910720024.shtml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