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訪談錄：大地上的流浪者 |《文學青年》柴春芽專號
2014-08-02 07:58:32
來源：鳳凰讀書 作者：柴春芽 唐玲 嚴彬
柴春芽
（鳳凰網讀書頻道“文學青年”第七期：柴春芽專號）
柴春芽訪談錄
受訪者：柴春芽
訪問人：唐玲，嚴彬
訪問時間：2014年7月30日
【關於身份】
知識助我發現了人生的第一個真理：在超出這片貧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著更加值得人過的生活，那是一種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
Q：你生於甘肅隴西，可否談談故鄉，以及這片土地對你人生與創作的影響。你說過，你是一個喜歡到處行走的人。
A：甘肅隴西這個以貧窮著稱於世的地方，最先賜予我的禮物就是反抗與叛逃的精神，因為幾乎所有關於故鄉的田園溫情以及民粹主義很早就被我發現是一種謊言和欺騙。假如說我小學時代的優秀來自天賦的話，我高中時代的優秀則全然出自對貧窮和平庸的反抗，因為我開始學習著反省自己的人生，並因超越民族和國界的閱讀而嘗試著比較不同生活方式所折射的品質，並去追求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知識助我發現了人生的第一個真理：在超出這片貧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著更加值得人過的生活，那是一種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
貧窮、知識的匱乏和信仰的缺失，為我少年時代的家庭製造了愚昧、仇恨與暴力。如果延及我早年生活的更廣範圍，我曾身處的那個以漢文明為精神背景的村莊——另一種意義上的家庭——同樣充斥著愚昧、仇恨與暴力。村民的械鬥、父子的緊張對峙和鄰居婆媳之間的謾駡以及對異端思想的排斥，組成了喧囂的田園曲。我在少年時代就開始厭棄那個如今被我稱為基督不到的地方。很長一段時間，反抗與叛逃也是一種致我勤奮學習的動力。如今想來，做一個特立獨行的叛徒比做一個逆來順受的孝子，更能使人生豐盈。直到我的履歷因遷徙和旅行而超越了村莊與國際，我才返身回歸，重新審視那片養育了我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土地，以便發現那些隱藏在大地深處的秘密，譬如佛教的神秘主義教派——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格魯巴，譬如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教派——臨夏回族自治州的蘇菲門宦。
長期的漫遊、旅行和閱讀，早已使我放棄了地理概念的故鄉。如今，我更願意在文化或文明的意義上界定自己的故鄉。這個精神的故鄉可能輻射到印度、中東和地中海。所以，自《寂靜瑪尼歌》中的戈麥高地之後，我的寫作中就不再出現一個具體的地理上的故鄉。即使是我導演的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以及隨後出版的同名電影小說，也不是特指地理學意義上那個名叫甘肅或隴西的地方，而是指向中國急遽消亡的農耕文明和當下國人靈魂無根的生存境遇。
Q：30歲之前，你是南周、南都的攝影記者，很多人也是通過此瞭解你，記者生涯給你帶來了什麼？
A：從大學時代開始，我就在尋找一種能說真話的職業，雖然我的專業——思想政治——是一種最能教會你撒謊的專業。在我們所身處的這個被系統性的謊言、集體無意識的謊言和日常碎片式的謊言徹底覆蓋了的生活場域裏，尋找一種能說真話的職業其實非常艱難。好在是我適逢其時，市場化的新聞媒體在一種奇特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萌芽並茁壯了。我在一所背靠黃河的中學試講了一節思想政治課之後，決心放棄中學思想政治課老師這個職業，放棄公職，去媒體打工。
在蘭州和西安做了兩年深度報導的文字記者之後，我去了廣州。我渴望進入《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大院，因為那個被譽為“中國新聞之黃埔軍校”的大院裏薈萃了中國最優秀的新聞人。我願意與最優秀的人共事，這會激勵我不斷前進。在此之前，我在廣州一家報社擔任副刊編輯時因為推薦一本禁書而被撤職，從而被迫以攝影記者謀生，其實新聞攝影我是現學的，相機也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第一次接受編輯任務去拍照，連膠捲都沒有裝好，結果暗房師傅洗出來的底片漆黑一團。在《南方都市報》和《南方週末》這兩個鮮有“單位政治”和權力鬥爭的新聞媒體工作，真正奠定了我的職業精神，並使我擔負起用新聞推動民主、法治與人權之進步的使命。這不就是百年中國知識份子一直為之奮鬥不息的志業嗎？但是，我們終究是戴著鐐銬在火焰上舞蹈。鐐銬愈緊，而火焰熾烈。終於，或許是新聞理想的幻滅，或許是新聞本身缺乏對智性的追求，我才在30歲那年決意離開新聞，像海明威或是馬爾克斯離開新聞職業那樣，以文學寫作展開我餘下的生命歷程。
長期職業記者的歷練，養成了我對社會的洞察力，而職業攝影記者的訓練，則讓我的文字一經鋪陳，就會呈現出一種視覺性的美學。作家之外的職業或許更能滋養文學。雖然我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但我憑靠直覺相信，新聞記者的職業必定滋養過海明威和馬爾克斯的文學，而家庭教師的職業也必定滋養過喬伊絲的文學，小偷和犯罪的職業滋養過熱內的文學，當然，毫無疑問，圖書館館長的職業滋養過博爾赫斯的文學，語言學教授的職業滋養過翁貝托•艾科的文學……
Q：2005年，你30歲時辭職去藏區義務執教，算是你拋開以往的一個決裂，現在你怎麼看自己當時的決定？
A：人的智性週期和生理週期一樣，都是有著較為普遍的年齡階段的。一般而言，30歲是智性初次覺醒的一年，自此之後，智性逐漸成熟，乃至圓融。孔子講“三十而立”，喬達摩•悉達多王子30多歲悟道，遂成佛陀（覺悟者），始轉佛法法論，而拿撒勒人耶穌30歲開始召喚門徒，傳播福音。
對我而言，30歲那年，我開始思考：人究竟為何而活？帶著這個疑問，我與世俗生活發生了一次決裂。我拋棄了事業、財富和愛情，以一種近乎赤貧的狀態，在一個沒有電沒有通訊沒有公路的高山牧場生活了一年。我堅信：過於喧囂和紛擾的都市生活雖然有利於提升人的聰明，卻會使智性蒙塵。如今回首那一年的生活，我總是滿懷感恩，因為我印證了很多出自經典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有關生死、有關精神修煉的真理。我也確實感覺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曰神性的存在。
自從那次與現代文明發生決裂以後，我才發現，不是我的勤奮和天賦促使我持續不斷的寫作，而是那種超自然的力量賜予我寫作的靈感和力量。漢娜•阿倫特在論述詩人布萊希特的一篇文章中就說：對於背棄了普世正義的詩人，譬如曾經歌頌過希特勒的布萊希特，或是為墨索里尼的反猶事件發表廣播講話以表支持的埃茲拉•龐德，他“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長的懲罰，除了死亡，當然就是他天賦的喪失。而這種天賦，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被視為由神靈所賜。”我敬畏神靈，並且擔心祂會有朝一日褫奪我的天賦。
【關於青春】
受限於寫作者的知識、閱歷和思想的膚淺，青春期寫作更多是一種疑問式寫作，而不是一種嘗試給出解答的寫作。
Q：很多作家都有青春期寫作，《寂靜瑪尼歌》（《西藏流浪記》），你曾說這是對你青春的總結，如今有很多小說和電影都打“青春”牌，或遺憾或放肆，而你文本中多次出現“恐懼”， 你覺得“青春”和“恐懼”有何關聯？
A：我都忘了在《寂靜瑪尼歌》中是否出現過“恐懼”。我也不覺得“青春”與“恐懼”有何關係。我所謂的青春期寫作，其實是指經驗性寫作。一種什麼樣的經驗呢？冒險，叛逆，對未知之事抱有探索的熱情，但是，受限於寫作者的知識、閱歷和思想的膚淺，青春期寫作更多是一種疑問式寫作，而不是一種嘗試給出解答的寫作。太多的中國作家人屆暮年，其實仍然處於青春期寫作。當然，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認為，真正嚴肅的寫作是為世界提出一個疑問而不是給出一個答案。在我看來，超越青春期的寫作，就是試圖為寫作者自己的疑問尋求答案，並在此過程中，為世界拋出一個嶄新的疑問。
很抱歉，我好像沒讀過如今的中國青春文學，也沒看過中國的青春電影，所以我不知道這些青春文學和青春電影的創作者是在表達“遺憾”還是“放肆”。
Q：有人說“如果中國青年，可以隨心所欲地晃蕩青春了，那一定是我們創造力最奔放的時候”，你認同嗎？ 你覺得怎樣的青春才夠本兒？
A：我的判斷是，如果中國青年可以隨心所欲地晃蕩青春了，那極有可能會產生一大堆懶漢、酒鬼、吸毒者、偏執狂和法西斯暴徒。只有在最嚴格的規範中，在彼此的制約與平衡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也才能誕生天才，而且是心懷慈悲的天才。“文革”年代的中國青年足夠隨心所欲地晃蕩青春了，事實證明，那個年代除了創造平庸之惡，再就一無所有。
詳全文～
http://book.ifeng.com/wenqing/detail_2014_08/02/07583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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