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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安:我不想和其他人比 人與人之間的比較無意義

2014年12月17日09:22 南方都市報

笛安

  南都訊記者高遠實習生廖曉玲“在這個制度的範圍內,其實令秧是想要反抗的,但是她反抗的方式不是說我想要打碎這個制度,她還沒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種革命者。”上週末,青年作家笛安攜新書《南方有令秧》來到“時代國際單位•南都藝術沙龍”,並以《蕭紅與令秧的黃金時代》為題,與觀眾分享新書感受。活動結束後,笛安接受了南方都市報的專訪。訪談中,笛安就個人寫作轉型等話題作出回應。她說,最近一兩年,自己一直想要嘗試寫一個當代背景下真正的罪案題材小說,但不太敢動手。“現在至少《令秧》寫完,我覺得就到了一個可以嘗試的時候。”

  寫作轉型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首部歷史題材長篇小說,沒有寫熟悉的青春經驗。是對原來青春經驗厭倦了?

  笛安:不太好說,我覺得不一定以後真的再也不寫少年人,或者以年輕人做主角的小說,也許還是會的。這次想寫歷史題材,是因為突然間覺得這個點子特別吸引我,然後我就想,至少我從來沒寫過、沒嘗試過。我還挺想挑戰一次試試看,然後它就自然而然地出來了,我實際上也沒有說刻意地就要轉型了。

  南都:剛好這個故事特別吸引你?

  笛安:那其實是我十年前聽到的故事。但我就覺得,突然有一天,三年前的這個時候,那個為了貞節牌坊奮鬥終生姑娘的形象突然間這樣子闖進來,我覺得這個還挺妙的。這樣的一個人物,她身上是有反差的,她與她所處的時代之間,個人與制度之間,就是這種張力。

  南都:關於新書,你曾說“真正艱難的在於運用所有這些搜集來的‘知識’進行想像,要在跟我的生活沒有半點關係的邏輯裏虛構出人物們的困境。”

  笛安:我就舉最具體的例子。你想寫一個古人,要給人物間製造情境,以及在這個情境裏發生的衝突,這些東西要用你習得的背景知識去想像,而不是用你生活中的經驗,你的經驗其實也用不上。例如你寫現代題材的時候,你不能讓男女主角,如果要談戀愛等等,你不能讓他們在行駛的飛機上發微信,這個是一個硬傷的錯誤。但是背景挪到古代,其實這種錯誤很難保證說你不犯,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就是,故事的衝突,你得確保在當年的背景裏,它能合理。要運用它去構築主人公之間的矛盾,去構築這個故事,這是真正的難點。

  個體與制度

  南都:講座上你也說,《南方有令秧》是想嘗試探討人與制度的關係。此前你也在法國念到社會學碩士畢業,能不能就這本書,談談你想說的東西?

  笛安:有時候,我想表達“誰都沒錯”。我覺得,令秧這個人物身上有“氣”的地方。在這個制度的範圍內,她其實是想要反抗的,但是她反抗的方式不是說我要打碎這個制度,她還沒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種革命者,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故事吸引我的地方在於此。就是說這個人,她可能利用、玩弄這個制度,然後在這個制度裏獲取的利益。有一點反諷,但我覺得就是這樣。

  南都:書的後記中,你對自己曾經的創作模式和現在的進行比較。從局限於“表達”,到意識到寫小說有遠比“表達”更重要的任務。你怎麼看待自己這樣寫作狀態的變化?

  笛安:這個我想可能就跟人生的體會有關係,肯定是跟時間是有關係的,時間會幫你改變你對很多東西的看法。我覺得人的世界觀是會進化的吧。雖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促成了這個進化,但是我還是希望能成為一個,隔十年二十年,自己世界觀會進化一下的這麼一個人。

  南都:新書算作一次升級嗎?

  笛安:我不知道。我覺得這個要過一些年再看。

  南都:你的寫作歷程還是比較順暢。不少人贊許你比其他80後作家超人一步。你自己怎麼看待這樣的褒獎?

  笛:謝謝(笑)。但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事情肯定不是說跟任何人去比,我也不想和其他人去比。我覺得最關鍵是同過去的自己比,我需要進步,或者說需要更成熟也好,進步也好,怎麼樣也好,我希望在自己的道路上面不停地往前走。因為這個事情,我覺得不是體育比賽,人與人之間的比較意義不是特別的大。

  新書遺憾

  南都:寫作這塊,你認為自己有哪些不足?

  笛安:好多呀!但是不是說,你想解決就能解決的,我自己也蠻希望。就《南方有令秧》這部小說來說,其實我希望能寫得更豐厚。女主角是一生沒什麼機會出門,所以這部小說基本上很多故事都發生在宅院裏面。但原先,我本來想這個男主角,他是可以出門的。當故事以男主角這樣的一個視角在移動的時候,我曾經希望把宅院外面的世界寫得很豐富。但這一方面是工作量大,另外一個是我現在還沒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同時,這樣寫,小說的篇幅就長了,可能會更厚。我也不知道出版社對此會不會有意見。但是如果能這樣寫的話,外邊的世界能很豐富,我覺得這個文本就更會有它的意義,就更萬曆年間。

  南都:你說過,好的歷史小說是要重建古人的價值觀,要讓現代人相信古人就是這樣?

  笛安:我記得當時在看莫言《檀香刑》的時候,就覺得他寫得特別精彩的一個人物就是那個縣令。他做每一件事,內心就想“你看,我就是為了百姓”。莫言創造的這個形象至少讓我相信,就曾經的那個年代,這種士大夫文化體系裏的人中,的確有像他是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也許你覺得這個縣令很可笑,但是你覺得他可信。其實《檀香刑》裏面所有的人,包括其中很多背景資料都是莫言自己編的,但是至少莫言做到了。他讓人相信,那時候的人,真的就是他所創造的那樣。我覺得,我如果能夠做到讓一些讀者看令秧的時候,一刹那間相信明朝的人就是那樣的,那我就覺得自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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