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人”嚴歌苓：我是“文學遊牧民族”的一員
2014年09月24日07:00 中國新聞週刊
每次回國，嚴歌苓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滿滿的，根本靜不下心來寫作。相比之下，遙遠的美國、非洲、歐洲，反倒成了清靜的寫作聖地。這樣的生活，讓她始終無法擺脫“寄居者”的心態。她很滿意這樣的狀態，覺得“審視和反思一種文化，賞析或批評一種社會狀態、生活狀態，不被這個社會不斷變化的價值觀捲進去，最好是拉開距離，身處邊緣”（記者/蘇潔）
“邊緣人”嚴歌苓
“她在他身邊的停頓結束，慢慢沿著走廊往講臺方向走去。因為走得很慢，雙手又捧著書，頭髮還是那樣隨意地綰在後腦勺，露出細長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線條水落石出。”中國西部某城市的高三教室裏，一個17歲少年的眼睛炙熱地追隨著從他身邊走過的班主任。
5年前，嚴歌苓坐在馬鞍山某高中教室的最後一排時，無數次在腦海中勾勒過這個場景。勾勒著某高三的女班主任，一個被形容為“雌性怪物，綜合著濫情的戀人，無原則的母親，不負責的姐妹，不懂營養要素、而一味塞糖果的老祖母”的離婚女人和兩個90後少年之間的一段畸戀。
2008年，當姜文給她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嚴歌苓還不懂什麼數字戀愛密語，也沒正經瞭解過國內的高中生活，跟一幫90後的少男少女更八竿子打不著關係。她還是決定寫這個故事，於是老老實實地到中國找到學校“蹲點”。
第一個學校是姜文給她找的。
學校在北京南河沿，是一所環境優美的庭院式中學。“我母親很愛讀你寫的書！”學校教務主任聽到“嚴歌苓”的名字，驚喜之情溢於言表。教務主任特地給嚴歌苓安排了兩個班級的旁聽課，精心準備了課程。聽了幾節課後，嚴歌苓決定換個地方。“那不是學生和老師最自然的狀態，本來想做‘臥底’，結果做不成了。”
嚴歌苓又去北京郊區，到安徽馬鞍山，還去了山東泰安。跟學生們一起上課，和班主任及學生座談，讀學生雜誌上的作品。“採訪是寫這篇小說過程中最重要的任務。哩哩啦啦準備了五六年，才覺得敢動手創作這篇小說。”嚴歌苓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講課的時候，老師好美！”嚴歌苓的故事裏，殺人者劉暢曾給老師丁佳心發過這樣一條短信。對於這段“殘酷青春”釀出的慘劇，嚴歌苓並不打算歸咎於某個人。“這個老師並不比我們平常生活中所見的人們更加負面，只不過她不走運，在一個極致關係中，在一種極致環境裏，把生、死、愛推到一塊，互為因果。”
於是，《老師好美》就成了這個故事的名字。在2014年的夏天，和嚴歌苓一起漂洋過海，“重回”中國讀者的視線。從柏林的家飛到北京、上海做宣傳，嚴歌苓讀者交流會的螢幕上打著大大的幾個字，“親愛的讀者，你們在嗎？”
讀者熱情依舊。北京的發佈會上，單向街書店僅能容納百人的空間裏，擠進了約500人。擁擠人群中，嚴歌苓一身黑白長裙，很安靜，眼神溫柔明亮。
儘管有讀者質疑女老師和學生用“520”發短信表達愛意顯得落伍老套，生於50年代的嚴歌苓還是賣力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在《老師好美》的準備過程中，曾堅持用手寫創作的她和一些高中生建立了Email聯繫，保持著“更現代的”溝通方式。這讓人聯想到嚴歌苓對自己筆下的女性的形容，“總有一點點遲鈍，卻有堅持，不服輸”。
美國的移民故事
嚴歌苓連生活的隙縫裏似乎都總是塞滿了工作。離開中國後，她開始了短暫的休假，但還是每天花幾個小時趕一個電視劇的劇本。“我常常因為面子拉不下來，而簽下寫作合同，小說如此，劇本更是如此。生活中也常常有這種情況，對自己承諾的事還是很認真的。”採訪中，嚴歌苓對《中國新聞週刊》抱怨，自己的“弱點在於容易承諾”。
回到柏林，在應付各種“承諾的事”中，嚴歌苓開始了的一天時光。柏林市郊的使館區，咖啡和早餐過後，嚴歌苓把外交官丈夫勞倫斯送出門上班，送女兒去上學後，從9點開始她關掉手機、開始寫作。直到下午4點，作家嚴歌苓才做回勞倫斯的夫人，化妝、換衣服，接女兒回家，給丈夫作晚餐。
“寫作對於我來說就是上班，甚至週末也不會停。”嚴歌苓說，自己最大的快樂來自寫小說，“其實我最喜歡的是小說家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思考、寫作，把自己的思考寫進自己的小說，這形成了小說家獨特的生活方式，我迷的是這種生活。編劇重複性勞動太多，對創作的控制比較少，也不自由，時間跟著導演和劇組的工作進程走。”
很多年前，卻是這種“重複性的不自由勞動”，給嚴歌苓窘迫生活帶來一份溫暖驚喜。
上個世紀80年代末，30歲的嚴歌苓從頭學習英文，赴美留學，進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攻讀研究生。出國前，她已經出了三本小說，得了兩項文學獎，是中國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到了美國，一切歸零。要克服語言障礙，還得讀書、打工、寫字。嚴歌苓住進了一個自稱為“波希米亞”樓的地下室裏，在有錢人家照顧孩子，到餐廳幫忙換生活費。
有一次為雇主打掃房間時，由於讀不懂清潔劑上的說明，把一種玻璃清洗液當成紅木打蠟液，結果被雇主罵了一頓。還有一次在餐廳打工，下班時忘了關咖啡機，把玻璃壺燒炸了，差點丟了工作。“異國他鄉，做錯事被指責時，那種恥辱感和傷痛感就變得很誇張。”現在回憶起來，嚴歌苓說那種“苦楚”依然真切，“在國內不管怎麼說自己是個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那時候我那麼年輕的會員還不是很多，落差當然巨大。”
然而，這段“苦楚”的生活卻也是嚴歌苓回憶中最為珍視的。“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幹實際工作的時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務實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後來寫作。而這段時期，我就像任何一個中國留學生、中國新移民那樣，討生活，掙飯錢。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
也正是這段時期的生活，激發了嚴歌苓極大的創作欲望。
讀書期間，嚴歌苓每天坐公車往來於打工地點和住處，觀察各種各樣的人，把有意思的細節記錄下來。得空的時候，就在咖啡館裏坐著，看人來人往。
有一次，嚴歌苓遭遇到一個少年搶劫，被搶去了項鏈，驚嚇之餘，琢磨出小說《搶劫犯查理和我》；患失眠症期間，嚴重的時候三十幾天睡不了覺，最後寫成了《失眠者的豔遇》。
一個陽光和霧氣的交織的早上，嚴歌苓恍惚地望著鄰居陽臺上晾曬的一條睡裙。睡裙略為透明，帶著一點點蕾絲，滴答著水滴。回屋寫了一篇《女房東》，把旅美華人老柴對女房東的臆想寫得淋漓盡致。這篇短篇小說為嚴歌苓贏得了臺灣“中央日報文學獎”的一等獎。
更大的驚喜來自於另一個故事。在學校，有人給嚴歌苓講了一個華人移民的故事，她由此創作出了《少女小漁》。《少女小漁》在臺灣得了文學獎，嚴歌苓得了3000美元的獎金。經濟上壓力獲得了暫時的緩解，但嚴歌苓依然過著普通留學生的生活。
一天晚上，嚴歌苓在學校寫作業，忽然有人打來電話，說自己叫李安。那時候的嚴歌苓對電影導演、演員的名字都對不上號，繼續追問對方是誰？李安解釋了半天，最後提到自己是《喜宴》的導演，嚴歌苓驚覺原來是“大人物”。當時《喜宴》已經得了金熊獎，並在美國廣受好評。
李安說，他打算拍《少女小漁》，並請嚴歌苓改編電影劇本。“當時我激動得要命！更讓我激動的是，接下來幾天，臺灣中影的一位編輯告訴我，他們準備付我多少版權費，多少編劇費。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在海外專業寫作的日子正式開始了。因為那是一筆可觀的酬勞，90年代初可以容我什麼也不幹，專業寫作一兩年！”嚴歌苓對《中國新聞週刊》描述著那個給她職業生涯帶來轉機的電話。
那之後，作家嚴歌苓又多了一個身份：編劇。多年後，她會提起李安對自己開玩笑式的評價“嚴歌苓是好的小說家，但不是好的編劇”，嚴歌苓笑著回應，“我只聽他話的前半部分就好了——即我是個好小說家。”
1990年到2004年之間，嚴歌苓的作品幾乎都是海外華人移民的故事。除了《少女小漁》外，《扶桑》《人寰》等也陸續得了文學獎， 並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
編劇工作也開始獲得更多認可。在美期間，嚴歌苓入選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和奧斯卡最佳編劇獎評委，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日、泰、荷、西等多國文字，並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海外華人作家。
然而，在眾多頭銜背後，嚴歌苓總保持著一份克制的冷靜，“作為移民來說，境遇總是帶一點離鄉背井的創痛感，因此繁華中的寂寞，也就是內在的荒涼，再繁華都是隔岸觀火。”
在非洲回憶中國
2004年，嚴歌苓隨外交官丈夫勞倫斯搬到了非洲尼日利亞，開始寫“記憶裏的中國”。
去非洲之前，嚴歌苓特地跟美國使館申請一幢帶後院的房子。到達阿布賈後，房子和傢俱被嚴歌苓形容為“醜得無以復加”，但那個院子卻著實可觀。很快，嚴歌苓和勞倫斯開啟了農夫生活模式。他們在院子裏種上香菜、扁豆、尖椒和雞毛菜，遙遠的非洲大陸的餐桌上，終於有了中國菜的清香。
原始純樸的農夫生活，讓嚴歌苓的筆開始觸碰到中國鄉村。“這和地點有很大關係。非洲同樣是物質文明相當落後，人還有一些原始狀態的感情和感情表達方式。可能在北京，這樣一個喧囂和浮躁的地方，我就寫不出來。非洲的人文和景觀給你一種心胸，一種情懷，也不是其他地方可以給的。”
《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就是在這期間誕生的。
在嚴歌苓的創作生涯中，《第九個寡婦》是一部轉型之作。小說講述了中原地區一個叫王葡萄的寡婦在土改時期藏匿其地主公爹的傳奇故事，時間跨越20世紀40至80年代。儘管早就有了創作這部作品的想法，但嚴歌苓遲遲沒有動筆。在非洲的兩年，除了閉關創作，她也多次往返中國河南，採訪和體驗生活。作品問世後，獲得了《中華讀書報》評選的“2006年度優秀長篇小說獎”，被認為是“2006年中國文壇最重要的收穫之一”。
談到作品中的主人公王葡萄，嚴歌苓並不掩飾自己的喜愛。“我最欣賞的女性是王葡萄那樣的，勇敢，大氣，敢愛敢恨，具有原始的道德判斷，勤勞，能幹。但是那種女性在生活中可能也比較可怕，太直爽，太無法無天。文學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和生活中的女性是有區別的，我不太喜歡斤斤計較的小女人，對大事都無知，對小事精明無比。”
有評論家認為，“《第九個寡婦》是嚴歌苓的巔峰之作”。也正是這部作品，為嚴歌苓打開了中國大陸市場。
“其實2004年以前，我的作品收入以海外為主，沒太重視祖國大陸市場。直到2006年《第九個寡婦》出版後，市場反響非常好，印數很多，我開始關注祖國大陸讀者，”嚴歌苓發現，“還是他們最懂我，最會欣賞我。”
張藝謀並沒有請我改編《歸來》
之後，幾次與大導演合作的經驗讓嚴歌苓在中國大陸聲名鵲起。
2006年，陳凱歌在美國宣傳電影《無極》時，讀了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印象深刻。當時陳凱歌已經開始籌畫電影《梅蘭芳》，他給嚴歌苓發出邀請，希望她來擔任編劇。之前陳凱歌買過嚴歌苓小說《白蛇》的版權，本想把它拍成電影，但一直沒能實現。
《無極》在業界遭遇詬病，陳凱歌對下一部電影的創作壓力非常大。找來嚴歌苓，多少有點要“打翻身仗”的意思。對於這個合作機會，兩個人都不想錯過。
然而，儘管早在1997年就和陳沖合作電影《天浴》，並以七項金馬獎的成績大獲成功，但嚴歌苓的電影編劇經驗卻並不豐富。陳凱歌給了嚴歌苓一頁紙，是一份人物傳記電影清單：《莫劄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勞倫斯》……
初次合作，兩個人在討論時都很注意照顧對方的情緒。發生矛盾時，陳凱歌就會說，“歌苓，咱們再分頭想想，明天爭取出個方案。”結果第一稿寫出來，陳凱歌並不滿意。“你這完全是好萊塢的路子，我要的是中國的劇本。”
寫了幾十年中國文字的嚴歌苓，不得不繼續往“中國的劇本”的方向上靠。讓她慶倖的是，陳凱歌很善於挖掘編劇身上的長處。嚴歌苓也承認，“跟陳凱歌合作完，才明白原來是這麼寫戲的。”
創作《梅蘭芳》期間，嚴歌苓隨丈夫搬到臺北生活。這讓嚴歌苓每一兩個月就可以回一次大陸。原本長期生活在海外，對於“寫中國”已經不那麼自信的嚴歌苓，重新找回了信心，用中文寫當下中國的欲望也一發不可收。
2009年，《梅蘭芳》下線不久，張藝謀就找到了嚴歌苓，想把她的《金陵十三釵》拍成電影。這部中篇小說是嚴歌苓在2005年創作的，第二年就把電影版權賣了出去。機緣巧合，小說被推薦給了張藝謀，張讀完後，又輾轉把電影版權從別人手裏買了回來。
張藝謀說，這是他二十年來碰到的最好劇本。當時他剛結束奧運會開幕式的導演工作，著急讓嚴歌苓把小說改寫成英文版。為了請好萊塢明星來演故事中的神甫，這個角色的戲份被加重，其他角色的設置也做了調整。嚴歌苓用一個多月完成了這個任務。
在《金陵十三釵》拍攝期間，嚴歌苓除了參與電影的編劇，還把這部中篇小說改寫成了長篇。並在電影上映之前出版，三個月銷了十萬本。
儘管《金陵十三釵》的反響不如預期，但張嚴組合還是為其贏得了市場和眼球。
2014年5月，張藝謀的新作《歸來》在國內公映，電影改編自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張最終只截取了小說的結尾。
與上一次合作不同，嚴歌苓並沒有為《歸來》擔任編劇。不少人對於兩人的合作關係產生疑問。嚴歌苓有自己的解釋，“對於《歸來》，張藝謀並沒有請我改編劇本，只說最後希望我能給他順一遍劇本。張導是希望能從每個創作者腦子裏‘壓榨’到好想法的人，他覺得我最好的東西都已經在《陸犯焉識》的小說裏被自己‘壓榨’出來了，所以他就去‘壓榨’編劇鄒靜之。劇本最後定稿前，他的確讓我幫他順了一遍。所謂順一編，就是再‘壓榨’出一點我的想法，哪怕一點一滴都行。我確實也只是貢獻了幾點幾滴。”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歸來》在上映的首日拿下了3000萬票房，創下中國文藝電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紀錄。
這部片子把嚴歌苓自己也看哭了。“我覺得張藝謀不是再像拍大片那樣了，而是把一個故事用最應該有的形式去呈現，沒有雜念。”
以邊緣地位自豪
嚴歌苓戲稱自己是“文學遊牧民族”的一員。1992年，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後，嚴歌苓就開始像候鳥一樣，春天飛到芝加哥上課，夏天飛回三藩市寫作。隨著勞倫斯工作地點的變動，嚴歌苓也跟著丈夫滿世界旅居。
每次回中國，如果陳沖也在，兩人定要見上一面。有一次嚴歌苓到北京為新書做宣傳，剛在家坐下沒幾分鐘，就給陳沖打電話，“我是特地來見你一面的！”原本兩人都住在美國三藩市，見面本也方便。但不斷出走的嚴歌苓，即使對於“閨蜜”陳沖，也變得“行蹤不定”。
有人說摸不准嚴歌苓行蹤，就像摸不准她的脾氣一樣。當年，誰也不會想到20歲的嚴歌苓，一個漂亮的文藝兵小姑娘，居然會申請去做戰地記者。
1970年，嚴歌苓考入了成都軍區，成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藝兵。20歲那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戰爭來得突然，記者不夠用，嚴歌苓向上級申請記者工作，到了野戰醫院包紮所，居然得到了批准。
挎著五四手槍，嚴歌苓揣著特邀記者證，還有一張可上任何一班赴滇列車的特別通行證，出發了。她第一次感覺自己挺英勇的。但到了包紮所，才發現英勇的感覺是以別人的生命和鮮血為代價換來的。那些和她年齡相仿的年輕軍人從前線被抬下來，病房躺不下，躺在醫院的走廊裏，甚至臨時搭起的帳篷裏都躺得滿滿的，到處都是血腥氣，很多戰士的肢體都被當時一種掛在樹枝上的雷炸掉了（那種雷不大，叫膠殼壓閥雷）。
從野戰醫院回到成都，嚴歌苓寫了幾篇報告文學和小詩，有兩篇在軍區的報紙上發表了。過了一陣嚴歌苓又去那個醫院，許多傷患已經做了截肢手術，個別的已經犧牲了。第二次回到成都，嚴歌苓感到一點英勇氣概都沒了。
那次的出走經歷給了嚴歌苓極大的震撼，讓她看到了文藝兵之外的世界，也讓她成了一個徹底的反戰主義者。
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嚴歌苓陷入了失眠症的困擾。她睜著空洞的眼睛，整夜睡不著覺，最久連續失眠三十幾天。如果有人問起來，眼淚就止不住往下掉，“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嚴歌苓在《失眠人的豔遇》中描述過這種感覺，“我是個晚期失眠症的患者，30歲這年，我不僅是患者，而且是晚期了。原以為到美國，這個症不會跟我來，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臉，看到一大攤黑色在白床單上，我不認識我的頭髮，但我認識我的失眠。”
後來嚴歌苓被診斷為患有躁狂性憂鬱症。直到2001年，嚴歌苓在美國碰到了一個大夫，給了她一種藥，治療了幾個療程，失眠症才最終消失。“失眠好了以後，我幾乎每年都在寫大部頭小說，從《第九個寡婦》到《小姨多鶴》再到《陸犯焉識》，幾乎每年一部二三十萬字的長篇。我覺得失眠是一種病，我現在創作力大迸發也是一種病，不過我寧可得後面這種病。”
後面這種病給嚴歌苓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和工作，更少的私人時間。嚴歌苓說，每次回國，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滿滿，根本靜不下心來寫作。相比之下，遙遠的美國、非洲、歐洲，反倒成了清靜的寫作聖地。在國外“出世”一段時間，再回中國“入世”。
嚴歌苓坦言，這樣的生活，讓她始終無法擺脫“寄居者”的心態。“在國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態；回到自己的祖國，我也是個邊緣人。因為我缺席了太多年，這裏的一切都變了，我會有找不到位置的感覺。”
然而，即使有一個機會做“當局者”，嚴歌苓還是會拒絕。“審視和反思一種文化，賞析或批評一種社會狀態、生活狀態，不被這個社會不斷變化的價值觀捲進去，最好是拉開距離，身處邊緣。我一直以邊緣人自詡，以邊緣地位自豪。”嚴歌苓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邊緣人”嚴歌苓愛上了歐洲的生活。在那裏，人們在晃動的地鐵上讀詩集，在公園的長椅上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年，嚴歌苓在柏林家的院子裏挖了一個游泳池，今年夏天游泳池啟用了，女兒很開心。嚴歌苓說，“有了游泳池，我們以後不走了。”
(責編：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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